紫气东来,牛年大吉

February 12th, 2021

再谈听书(四)去年和今年

February 5th, 2021

我理解“不务正业”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对待正儿八经的事不那么认真,而将兴趣投注于一些似乎不那么一本正经的事?

谈到自己的“不务正业”,还是挺惭愧的,也许是性格所致吧,从小兴趣爱好很多,但一无所长。回忆起来,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小学毕业时居然还跟几位同学偷偷去考过音乐学院附中。但因中学时的耳疾,后来爱好就转了,喜欢小说、喜欢物理、喜欢画小人……。

退休后的最初10年中,还成了英超足球的那些有些疯癫的球迷中的一员,当时的许多时间、精力都花在了看球、写球评(非技术性)及其它内容的博文、翻译、还有每日必看的英、美电视剧等,不过其间每晚入睡前的小说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十年间的这种非典型的退休生活,相当丰满,收获也不小。但若仔细想的话,自己花费最多的爱好(包括金钱),却始终还是读书,读一些“不务正业”的书,主要是小说,所以称自己为小说迷,应该还是当之无愧的。

国外30多年,读过的英文小说远远超过了中文小说,这归功于英文小说的催眠作用。但读书催眠时间长了,眼睛受不了,这两年就改成了听书,通过听书,以补偿自己少年到中年时,对中文(以及翻译)小说的享受不足。

今年年初,继续就听书与一位国内中学老同学(Z同学)交流看法和互荐好听的书目,并互换国画心得。很佩服这位Z同学,特别是2015-2016期间,我们中学班级在学校庆祝老三届离校6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编写了一本回忆文集,一些已经被忘记久远的中学生活,又历历在目,浮现在眼前。我们当年的那个班级,还编辑了一本影集,展示了老同学们退休生活的丰富多彩。在文集和影集中,Z同学在中学时踏实认真的形态又出现在面前。当乒乓外交卷起国内乒乓热时,我们这群中学生也不例外,当时我们班有几位女生参加了学校的乒乓球队,迷球已经到了狂热程度,放假后晚上还在教室里昏暗的灯光下打球,这好像是我和另一、两位同学成为近视眼的原因?尽管最后学校乒乓球队没有什么战绩,但因为Z同学的执著和认真,她的球艺高过校队其他同学,记得是我们校球队唯一被挑选出来,参加南开区中学乒乓球队集训的。她的认真踏实,也让我们看到了在退休生活中,她国画习作的相当高的水平。

疫情期间我们开始了听书感受和学习国画体验的交流,但因为我没有时间(静不下心)练习画画,所以对于我来说,有些许的收获,也只是在听书方面,我想Z同学的收获要比我在听书和学画方面都多了许多。

去年开始的听书,是从听金庸的武侠评书开始的,后来扩展到古龙、梁羽生的武侠。演播者很重要,一开始首选是张少佐,几乎听完了他所有的演播。后来也选择了其他人演播的武侠评书,梁辉、曹灿等讲得也很不错、马长辉的口音不太好听,但没的可听了,就听了他的“萍踪侠影”,也觉得挺好的,后来又听了一些其他人的武侠评书。

武侠小说中传扬的仁义礼智信,其实对现代的年轻人也不乏教育作用?不少前辈在少年时都十分崇尚武侠绿林英雄们的劫富济贫,行侠仗义。我想,当这些少年人接触到“为穷人打天下“的共产主义思想时,应该是与他们的这种武侠情节一拍即合的?

从听武侠小说转为听世界名著,是在听了张少佐的《福尔摩斯探案》之后。最初从以前读过又比较喜欢的作品开始:《牛虻》、《基督山恩仇紀》、《约翰·克里斯朵夫》……还有以前没有读过(或没有读完)的《安娜·卡列尼娜》等。进一步理解了自己当初为什么喜欢这些翻译作品,经典毕竟是经典!也知道了为什么以前对一些世界名著的翻译作品没有读过、或读不下去的原因,主要是:1)没有读懂;2)没有兴趣;3)不喜欢当时的翻译版本。前两者是因为当时生活阅历不够,最后一点是在这两年听书之后才意识到的。

听书时,发现尽管不喜欢一些翻译版本,但却也能感受到名著的魅力,只是听起来觉得不通顺,感觉磕磕巴巴的影响了继续听下去的愿望。比如《安娜·卡列宁娜》,书中描写列文在农村收割的一段,非常的生动形象,脑海中立即翻腾出当时在乡下劳动时的场景。但因为书中经常用一些在60年代可能也不怎么常用的词汇,所以影响了当时读书和现在听书的效果?比如上面提到的那段中,“割草”一词用的是“刈割”,这是一个在60年代,或今天,我们都不太熟悉的词汇。另外在我听的翻译版本中,谈到家里的卧室用的是“寝室”一词,觉得与我们对这一词汇的理解还是有偏差的……。不知我听到的翻译版本的译者是谁,猜测可能是比较早的翻译版本吧?

 

今年开始,我在评书吧网站上已经找不到想听的书目了,就转向了喜马拉雅FM,在春节时还没有找到什么喜欢听的, 依然在胡乱听一些梁羽生的武侠,也是挺好的选择,并不影响催眠。

那时我们还在教室上国画课,于是在交流听书体会时,也经常交流一下学画心得。Z同学学的是工笔,我这种大而化之的性格是学不了工笔画的,所以从写意画开始学。她还几次展示了居家期间的编织作品……。而我们还在墨村继续忙碌着正常的生活,白天安心画画的时间还是不多,夜里则断断续续的听书,收获也不是很大。

(题外话:回看微信聊天,二月份时,自己在赞扬这位同学时,还有过一个挺准确的预言:国内YQ估计要到5月份才能基本扑灭,但三月份大部分地区应该逐渐解除了JL,现在猫在家里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倒也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生活情趣。)

三月初,墨尔本囤积风潮袭来,一时间紧张了起来…..,我们也逐渐进入隔离状态。

 这时我和Z同学听书基本还是各听各的,那时她在听《大卫·科波菲尔》,我在听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

3月中,国内YQ在收尾,朋友说要抓紧时间听一些喜欢听的,我们此时的读书交流多了起来,互相影响了彼此书目的选择。

4月份时,因为呆在家里时间多了,白天也可以安心听书了。夜间听书总是断断续续,糊里糊涂的,经常得重新来过。所以我又重新听了《约翰·克利斯朵夫》,收获之一是觉得童年的约翰与高尔基有类似之处:聪明、正直、善良、自尊….。

Z同学说:不会吧?一个是自传,一个是创作……

而我总是在听两部著作中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比如约翰.克里斯朵夫珍贵的母亲的圣经,与高尔基眼中外祖母的圣女就有些类似?都是他们从最爱的亲人身上,体会到的一种崇高的精神力量,慈爱、宽容……,这也许是自己喜欢他俩作品的主要原因吧。

在两人的著作中,觉得主人公少年和青年时思想成长的过程也有某些相似之处?于是想了解一下自己的这种感觉是不是有一定的事实基础。

直到查找了罗曼·罗兰(1866-1964,98岁)的词条后才知在两位文豪的生活道路中,的确有过相知相遇。他们是同龄人(高尔基:1868年-1936 ,68岁),作为同一时代的人,又有相似的理念,也许还有相互间的影响?

 “1914年,一战爆发,罗兰定居在日内瓦,他利用瑞士中立国的环境,写出了一篇篇反战文章,因此受到了德国一些作家的指责,但他依然故我。1915年,获得了該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由于法国政府的反对,拖到第二年的11月15日,瑞典文学院才正式通知他这一决定。罗兰将奖金全部赠送给国际红十字会和法国难民组织。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罗兰与一些著名作家一起反对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行动,他公开宣称:“我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我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雅格宾派,他们正在从事宏伟的社会实验。”

“1935年6月,罗兰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了苏联,并与斯大林见面。1940年,德军占领巴黎,罗兰本人被法西斯严密监视。1944年8月,纳粹败退,巴黎解放,罗兰重獲自由。“

这可能就是我听书时,在两人著作中听出的些许类似的原因吧?

在后来的听书过程中,又曾觉得老舍的作品与狄更斯的作品有相似之处,有一种动人的、让人开阔胸襟的幽默,后来通过谷歌,发现我的这种读后感(感觉)也应该是事出有因的。

再谈听书(三)两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

October 23rd, 2020

第三部经典著作听的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年轻时读过,当时也非常喜欢,但不像前两部书印象那么深。现在回忆起来,记不清太多具体内容了,听了一遍才知道为什么。
这部书共十卷,从构思到出齐,耗时20多年,通过主角的一生,生动细腻形象地描述了当时内容丰富的社会矛盾与纠纷,以此表述了作者“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理念…… 也许是吧。但这部思想内容非常深刻的著作,当时是没有看懂。

书翻译得很好,读或听都容易理解。播讲得也不错,为了不增加听众的困难,播讲时将难以记住的外国人名尽量用简称,而书中一些听不出是“他”还是“她”的地方,就用人名替代,不至于引起听者的混淆。但即便如此,现在再听了一遍,也还是不能完全听懂。尽管听时,对作者大篇幅的论述,感觉经常会有共鸣,但睡前听书的迷迷瞪瞪,以及思想的懒惰,听完之后,也还是总结不出什么完整的对著作观念的理解,有囫囵吞枣的感觉。
不过这也不一定全是自己的问题,播讲版本的编辑也有责任,呵呵。
有的情节听不太明白,就找出了电子版的原著,发现播音版有不少删节,最让我无语的删节是卷六的《安多纳德》一章中删掉的一段。安多纳德是书中主要人物之一。一位很感人的角色,她与克里斯多夫之间的感情的描写也是很动人的。当克里斯朵夫结识了她的弟弟奥利维这位挚友(书中的第二主角),与他搬到一起居住后,奥利维在自己睡房里摆放有已经去世的姐姐和妈妈的照片。奥利维对克里斯朵夫的了解是起始于他的姐姐,但他与克里斯朵夫结识后并没有说明这点,虽然克里斯朵夫多次感觉到与奥利维似曾相识,不时会在他脸上看到他姐姐的影子,但也一直没有联想起来,直到在奥利维房间中认出了照片中的安多纳德,才恍然大悟,更加珍惜两人间的情谊。但播讲版中居然把从照片上认出她的这一大段都给删掉了,切断了这条联系主角之间的重要主线,感觉是把原著切掉了一块?
播讲版中还有一些有趣的对话和情节也被删掉,不知是漏讲了,还是播讲版的编辑觉得不重要?听时,就会觉得内容断片,比较烦恼,或在突然听到一个没听过的人物时而感到莫名其妙。

但总的来说,还是挺喜欢这部19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巨著的播讲的,收获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接着想听《静静的顿河》,一部获得1965年诺奖的名著。
但听了三回就停了,对故事内容不是太喜欢。
看来不能迷信诺奖,时代不同,颁奖者不同,颁奖的评定准则不同,对诺奖的颁发,读者也就不一定能认同?

跑跑题:不要说文学奖、和平奖了,就是其它方面获奖的奖项,内容也会有争议,比如今年致力于“减贫”的三位学者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们得奖是因为他们的“减轻贫困方面的试验性做法”,比如给贫困的孩子吃“蛔虫药”,一组吃,一组不吃,吃了蛔虫药的小孩身体比较健康(也许),学习就会好(也许),因此将来会有较好的前程(真的很难说),有可能通过这样的方法,帮助穷人解决一些问题,得以“减贫”…..于是获奖。

这样减贫的“试验方法”是不是太曲线救国了?

可惜袁隆平不是经济学家,否则他的“试验性做法”才是当之无愧的获奖项目,但即便袁老是经济学专家,诺奖评委会,会给他颁奖吗?

再谈听书(二)译作与电影、《基督山恩仇记》

October 23rd, 2020

听的第二部经典名著是《基督山伯爵》,也挺不错的,无论翻译还是演播者。不确切听的是哪位的翻译,估计是蒋学模翻译的,演播者是岳峰,在语气上表达不同角色比较清楚,不易混淆,听起来比较流畅。

有人比较过《基督山伯爵》的几种中文翻译版本,推荐的是翻译家周克希的版本。周克希教授的翻译的确很好,但我觉得蒋学模的版本可能听起来更好一些。一些在书面上读起来很美,语法很讲究的较长的句子,并不一定适于播讲?

根据这本书改编的影视作品很多,还有一些被称为中国版《基督山伯爵》的电视剧,但自己一部也没有看过。其中《琅琊榜》应该属于再创作,而柳云龙的《传奇人物》(看过三集)可称为小说的翻版,主角换成了柳云龙,拿破仑时代由孙中山革命代替,袁世凯影射的是路易十八……。

但是,在听这部书时,让我想起的电影却是《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 肖申克的救赎》。这部历史最佳影片之一(许多影迷认为没有之二),一直以来,在互联网电影数据库(IMDb)史上最佳250部电影影迷评选中,始终与《教父》形成第一名与第二名的拉锯战,也是至今最多影迷参与评分的电影。

比较奇怪的是这部电影的其它两个中译名,什么《月黑高飞》,比较莫名其妙。更加莫名其妙的是《刺激1995》这个名字,于是键入“肖申克的救赎为什么被翻译成刺激1995”,查到了与题目完全一样的一篇百度问答。用回答这个问题的朋友的话来说,将这部影片翻译成《刺激1995》,真是“一个很欠揍的决定”。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这篇问答,就知道影片引进商的狭小视野和没有文化,是真的很欠揍。这就是中文翻译中的一些让人无语之处。好在内地的翻译水平还是高过这些的。

我很喜欢这部电影,为什么喜欢?微信网聊中也说不清,也许就像当年喜欢读、现在喜欢听《基督山伯爵》这本书一样?

再谈听书(一)译作与原文、牛虻

October 23rd, 2020

(最近有时间了,补发一下《再谈听书》系列的(一)、(二)、(三))

在不能够读原版著作时,喜欢还是不喜欢一部外国经典名著,主要看喜欢不喜欢书的翻译版本。但在能够读英文版本后,自己好像就没有读过什么名著,不过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以消遣、催眠为目的,我读的差不多都是畅销小说。
一些畅销小说,比如销量很大的,苏珊·柯林斯的《The Hunger games – 饥饿游戏》、或斯蒂文·金的被称为“巅峰之作”的《11/22/63》,是否能成为传世名著,就不得而知了。即使原作能成为世界名著,中国读者能读到什么,也是很难说的?
并不是懂外文者都可以胜任翻译的,现在翻译的廉价,出版社的急功近利,使得翻译水平出入很大。好的文学翻译家,最主要的,应该是一个好的作家,其次是对外文精确的理解?两者缺一不可,否则不会有什么好的译作。自己也曾尝试过,发现对原文的理解,除了对字面上英文的理解,还需要了解作者所述的领域,也就是要有与作者共同的体验,才能更好地理解原文,否则赶鸭子上架,翻译出来的东西就比较无味了。

在听完武侠、听了一段时间蒋勋之后, 开始听经典名著,从自己读过又喜欢的作品开始。少年时读过的《牛虻》,青年时读过的《基督山伯爵》、《约翰·克里斯朵夫》……,现在听时,就有了对当时读书感受的一些思考,对翻译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因为翻译和演讲者的问题,听译作有时会听得糊里糊涂,于是最近在听翻译著作时,就同时在网上找到该著作的电子版,听不明白时,会去查一查,很多次发现,不是我听力不好,也不是理解力太差,实在是翻译出了错。
比如福尔摩斯探案中的《波西米亚丑闻》,听的是张少佐讲的评书,很喜欢听张少佐的评书,讲得比较有意思,但其中一段讲到华生婚后去看福尔摩斯,福尔摩斯与华生拥抱表示欢迎,觉得比较奇怪,书中的福尔摩斯对华生虽然喜欢,但不会表现得那么热情?去翻了翻网络版,翻译版中说当福尔摩斯见到了婚后的华生“他的态度不很热情,这是很少见的,不过见到我,他还是很高兴的”,接着福尔摩斯“指了指放在角落里的酒精瓶和小型煤气炉”。后面这一句更是十分费解,无论听还是读。后来看到了翻译家周克希的讲述,才茅塞顿开。

其实原文是福尔摩斯见到华生,“表现得不怎么热情。他是很少表现热情的(It seldom was),不过我觉得,见到我他还是很高兴的”。后面福尔摩斯指了指“放烈酒的酒架和小型汽水制造器(苏打水) – a sprit case and a gasogene”,意思是告诉华生愿意喝酒的话,自己去兑。译者没有看懂原文,把句子中的“case”理解错了,而“gasogene”的两种意思中又挑选了一个错误的。所以无论是看还是听,对这一段都会琢磨不透,以为福尔摩斯是个表现得很热情的人,但这次不太热情,又让华生去看一看他正在做的什么试验?

张少佐的评书有很多即兴发挥,“福尔摩斯热情地拥抱华生”就是其中之一,估计和我一样,也没有看明白译作的这一小段。

《牛虻》是一部对中国(和世界)几代人影响力极大的小说。我听书听的是王刚1977年的处女作,王刚那时的声音更好听,少了现在的一些油滑。后来听的几部译作中,也有王刚的画外音,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他的音调在几十年的磨练和经历中,更多地有了和坤的色彩?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体验一下,是不是会有同样的感觉?

我听到的王刚演播的《牛虻》应该是初中时读过的版本,中译本是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初版,当我们60年代读到时,不知经过了多少次的删改和再版。
《牛虻》一书在中国出版后,大受欢迎,发行了七十余万册。得知作者塞尔·丽莲·伏尼契还活着,生活十分拮据,1956年中青社还为她支付了五千美元的稿酬。
在读到原著之前,中国的译者和读者大多是从苏联的一系列著作中知道了“牛虻”这个名字的,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书中都曾提到。待到中译本出版,可想而知与原著会有多少差距。
但即便如此,这本译作依然为一代代不同的中国人(外国人)所推崇,激励了他们的热情和信仰,鼓励了他们如何应对苦难和期盼胜利。从20后到50后;从少年到中年;从革命者到建设者;从志愿军英雄测绘员马仁、到梁羽生、到知青….
马仁从保尔·柯察金的身上看到了牛虻的身影,他牺牲前曾在日记中写道:“牛虻-保尔-马仁“;
梁羽生也是喜欢早期翻译版《牛虻》的,因此写出了一本新武侠《七剑下天山》,一位细心的读者从中读出了牛虻的影子,因此这部武侠也被人质疑为抄袭。不过作为喜欢梁羽生的读者,我觉得应该是被牛虻激励的再创作吧?
食指和我们一样,应该也是喜欢《牛虻》的,于是就有了《相信未来》……。

删减版的“牛虻”,比原著单薄、简单,适于当时的年轻读者,尽管伏尼契说她的书并不是青年读物。但这部中文译作实在与英雄人物、武侠人物、与我们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年轻时,有太多的契合,英雄主义、理想主义……。

据说近年有了《牛虻》的完整翻译版,但听书,我们还是喜欢听王刚演播的版本,翻译得好、演播得好,那才是心目中最珍贵的经典,作为消遣催眠,也不用太费神。

从读书到听书(下)

October 23rd, 2020

转自:澳洲二平新浪博客

虽有眼疾视力不是太好,但看书催眠已成习惯,非常难改,不看书,晚上真是翻来覆去难以入睡。

这两年在昏天黑地的追剧之后(谍战剧、清宫剧、张嘉译),为了保护视力,决心痛改前非,不再追剧,不再看书催眠,将“看”改为“听”!

这一改,改得挺彻底。不仅睡前不再看书,连电视也很少打开,电视剧不看了(包括美国的匪警系列)、电视节目不看了(包括英国的古董、淘宝系列),甚至连电视新闻都不看了(日常生活清静了许多)呵呵。

发现听书催眠比看书催眠更有效。通常一回书20多分钟,困的时候,基本听几分钟就睡着了,不困的话,经常一个晚上也听不完一回。

但对我来说,看书催眠是要看英文小说,但听书催眠只能听中文书。主要是听力不好,中学时耳疾,几乎失聪,学习主要靠看,看英文可以,听英语就比较费劲,最重要的是,若听得无趣,也不会有催眠作用,因为听不下去时,就会胡思乱想,更加影响睡眠。

决定要听书,首先想到的就是金庸的武侠小说。非常喜欢,但以前没机会认真读过,出国后又没有机会看后来小说改编的一些电视剧,所以很想补补课。

找来找去,在评书网上找到了张少佐演播的一系列金庸武侠评书(不知为什么,我听完了他所有的金庸演播之后,发现原来可以听的,已经打不开了,也很难再找到其它的)。当时一部接一部,听得不亦乐乎,除了睡觉时听,平时手机也就一直在播放,随时随地都在听,干活时听、画画时听,开车时也在听…..因为晚上睡觉时,越想听,就越容易催眠,精彩的故事情节,只能在第二天起来重新听过。

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主要是觉得他的各观都比较正,写得通俗而生动。但在听《鹿鼎记》时,对老先生借韦小宝之口的各种粗野和出言不逊也颇为惊讶。

试听过其它传统评书,发现还是武侠大家们的作品,比较有意思,人物刻画形象,听也能听得栩栩如生,而传统评书中对人物描绘的套路太多。
比较喜欢的还有古龙的《多情剑客无情剑》,梁羽生的《剑网尘丝》也不错,但看这个题目就感觉到,不是太适合听书,光靠听,书名就不太好理解。相比之下,听起来也就不那么痛快。

也试着去听了一些其他更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但觉得老气横秋,听不习惯。
也许还是听力问题,高音比较敏感,听女声觉得有些刺耳,低音听着顺溜一些。
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听张少佐的评书,几乎听完了能找到的,他所有的评书和其他说书,主要原因是他讲得比较快,啰七八嗦的少,东北口音,听起来比较亲切,时有出语惊人的胡说八道,也比较诙谐有趣。

听书除了催眠、消遣外,多多少少在听书过程中也提高了一点中文水平。

听书很重要的一点是:听者要喜欢说书人的声音?只是因为声音好听,我还听了一段时间的蒋勋老师的《细说红楼梦》。

蒋勋老师的声音没得说,是听到过的、最舒服的一种。低缓、悦耳、极具感染力,可能就是人们所谓的磁性声音吧?

但听了一段后就有些听不下去了,声音虽然听起来舒服,内容有些不敢恭维,把一部古典名著说成了青少年文学,不断拿他的所谓的“青春王国”中十四、五岁的宝玉、黛钗们,与台湾“国中”的少男少女们的来做比较。

另外对他书中所有人物都是那么“宽宏大量”,也听得不太爽。比如对宝钗栽赃林黛玉、整天吃素念斋的王夫人逼死金钗、薛霸王的横行霸道等,都是好人,都是好孩子…..

他讲解时有颇多不严谨之处,较多低级失误,比如书中人物关系、情节等。

特别是蒋勋老师为什么会读出来那么多的错别字?他知识面很广,通古博今,中外通吃,所以对他念白字一事很难理解?虽说台湾国语与内地普通话口音有区别,闽南口音中很多字可能念不准,但普通话中的读音是与康熙字典上的读音一致的,研究红楼梦这部以京城为背景的名著,对书中的文字语言的理解也应该仔细一些才是?否则作为一个教育者,岂不误人子弟?

武侠听完听经典名著,除了武侠、传统评书外,翻译著作张少佐讲得不多,听了他的《福尔摩斯探案》还可以,另外他的《奥运趣闻》还是不错的。

再找经典文学来听时,看到了有《牛虻》一书,很是高兴。我是在初中时读过这部翻译小说的。记得在上自习课时,偷偷放在书桌下看,感动至极,看得几乎落泪。小女生被一本书感动成这样,可想而知这本书应该写得不错,翻译得更好。中学时看了很多翻译小说,那时的书翻译水平真棒!读过《傲慢与偏见》,书中主人公的对话被翻译得妙语连珠,非常生动。大学时期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和雨果的《悲惨世界》,翻译更是经典。当然读书的收获和领会,与中学时大不相同。不过,对这些名著的喜爱,对翻译家们的敬仰,则是始终如一。不像现在许多翻译文学,语言生涩,拽来拽去,从字面上都能体会到翻译电影中配音的洋腔洋调,读起来非常不顺溜。

打开《牛虻》语音版,有一个惊喜,原来播讲者居然是王刚!《牛虻》是年轻的王刚在77年“中广”演播的处女作。个人觉得王刚的《牛虻》比他的和坤还要精彩!书中诸多人物的形象,都通过他的语言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听众的面前。想当初他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也是听得万人空巷,虽然已记不得太多的内容了。

听的第二部经典就是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演播者为岳峰,目前还在继续听,共148回,听到120回了,也是非常的引人入胜,非常的精彩。

通过听书,再一次体验到经典的精彩:原著,翻译,以及演播!

从读书到听书(上)读书催眠

June 7th, 2020

转自:澳洲二平新浪博客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读书有静心的作用,所以有催眠的效果也不奇怪。睡觉之前读一段书,将一天下来烦乱的心境收敛于一行行文字之间,心情会逐渐平静,困意上来,就可以很快进入梦乡。

我睡前读书的习惯是来澳洲后形成的。开始是为了提高英语水平,睡前找一本英文书来读,以为这是自己努力学习的行为。但逐渐发现,睡前读英文书,学习效果不怎么样,但催眠作用甚佳,没读几行,就会觉得睡意侵来。

后来觉得学习效果不好,可能是读物太没有意思了吧,于是就开始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英文画报杂志来读,比如“Woman’s Day – 妇女之日”、“Australian Women’s Weekly – 澳洲妇女周刊” 什么的,图多字少,对学流行英语很有帮助。因此当时对西方名人、影视界的八卦特别熟悉,跟学生聊天时,可能给他们留下了二平老师对八卦特别感兴趣的不好印象。

那时一些妇女杂志上经常还有连载小说,读起来也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些连载故事有的已经连载了十几年,背景是律师行、医院之类故事比较多的的地方,情节内容源源不断。估计这些连载,一家中的几代人都在看?不知后来这些连载是不是还在继续,因为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再关注这些杂志了。美国后来的一些电视剧,比如“法律与秩序”,“急救室”等,也都是选择这类场景,因而编者的思路才得以源源不断?

有时晚上也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中文书或杂志来读,比如当时兰州出版的《读者》,但发现读中文书或杂志,经常会思绪万千,反而影响睡眠,于是从此作罢,不敢再在晚上睡前读中文书了。

英语阅读稍微提高一些之后,读英文杂志就逐渐发展成了读比较长篇的英文小说、传记等。读的第一部较长的英文书,是一本传记:《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

我也真没想到,那么厚的一本英文书,以我当时那么有限的英文词汇,居然能被深深吸引,以致忘寝废食、没早没晚地在三天内就读完了。除了中国作者的英文没有那么花里胡哨,比较易懂外,主要还是因为与作者有类似的经历,读时自然兴趣十分浓厚。

然后读了一本足有6厘米厚的大部头英文西部小说《Lonesome Dove》。当时并没有勇气将这本书作为自己读的第一部原版长篇小说,只是因为一个朋友在印刷厂工作,不知是福利还是处理,她经常拿一些各式各样的英文书籍给我们和孩子们,还有一些其它当时没有听说过的名著什么的(小儿子上中学后,才随着他在这方面增长了一些知识)。为什么当时选择了哪么厚的一本书开始,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估计就是打开以后,就被第一段所吸引?

直到写这篇博文时,才查了一下,原来这本西部史诗,是八十年代得奖畅销作品(1985年出版,曾荣获普利策大奖),当时中文译名为《西部牛仔情》。后来又有续集。并于2008年被美国CBS拍成了电视连续剧《Comanche Moon-月满荒原》。当时电视剧在澳洲演播后,儿子告诉了我,我就看了,主要是想对比一下电视剧中的人物与自己读书时想象中的形象是否符合,感觉电视剧还不错吧。后来对自己读过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或电视剧特别感兴趣。

再后来发现了澳洲《Reader’s Digest – 读者文摘》的畅销小说精简集,每本4部小说,每个月一本,精简得很到位,不失原著风采,还少了许多罗嗦,特别适合我这种快餐式阅读的人。为了看情节,有时会对无关紧要的详细描写很不耐烦。小说集包括了很多警匪、侦探、悬疑类,还有一些很催泪的故事,都十分吸引人,于是开始了长达十来年的订购,直到价格太贵,停止定阅。不过现在家里还存了100多部《读者文摘》的这类小说集。

停止定阅后,小儿子就在网上帮我买一些畅销小说,多半都是他也感兴趣的已经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的作品。考虑到视力问题,他尽量给我买大字体的版本。比如《The Hunger games – 饥饿游戏》,约翰·格里森姆(John Grisham)的一系列法律与犯罪小说等。还买过一本斯蒂文·金的被称为“巅峰之作”的《11/22/63》,估计不久也会有电影问世?

上面文中提到的这些书,我目前还都保留着,澳洲《读者文摘》还有一套传记类的精简集,留了几本比较感兴趣的,比如有阿加西自传《Open》的那一集,非常棒的自传!

这些书都是历年来,助我催眠的好工具,因为躺在床上读,所以不敢读借的(太脏),只能买新的来读,搬家搬来搬去,也舍不得处理掉。这些书都可以重读,而重读的收获更大。第一遍以情节为主,很多生词一带而过,细节也不一定领会得都对,读第二遍时,不那么急于看结局了,一些生词还会去查一查,领会得深一些,读起来也就更加有意思了,而且重读时不那么紧张,更易于催眠。

只是近年来,尽管这里的眼科医生如出一辙地说:读书、看电脑不会影响视力,但自己发现躺在床上读书对视力的坏影响还是不小的,为了延长眼睛的使用寿命,还是决定要改变催眠方式,将读书改为了听书。

SARS(非典)、H1N1(猪流感)……伊拉克危机

January 22nd, 2020

转自:澳洲二平新浪博客 

 “武汉肺炎”让许多国人想到了2002年年底-2003年7月间的”非典“事件。

但在澳洲,我们是体会不到国内当时的那种紧张情绪的,因为对澳洲的影响实在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5人感染,无一死亡)。澳洲每年因流感平均死亡人数约为1500(有说2000甚至更多)。据澳洲国立民族台普通话节目2019年5月一篇题为《专家:今年预计将有约四千澳洲人死于流感》的报道中所说:“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有1200人死于流感,而Robert Booy教授表示,数据模型显示每一个流感季的平均死亡人数约为3000-4000人”。

事件过去17年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实际上除了中国(包括香港、台湾)、新加坡、加拿大3个国家外,疫情对其它地区和国家的影响都非常之小。而在8个月时间内,中国在境内有效地扑灭了这场疫情。现在看来,疫情的严重性与当时议论和媒体的极度反响不成比例(这应该与当时局势有关,下面再谈),可以说是人类控制疫情史上非常少见的!虽然疫情控制的迅速有效主要是归功于中国对付这场疫情的能力和方式,但媒体和舆论的过分渲染,也可以说是给疫情“打了预防针“?

相比之下,倒是6年后2009年年底-2010年在美国爆发的H1N1(猪流感)要厉害得多!

比较一下世界卫生组织事后公布的两场疫情的数据:
1)感染人数:全球8437人(非典);
                     美国59,000,000 (猪流感)(注:“猪流感”全球感染人数之多没有找到统计数据,据说当年每5个患流感的人中就有一人感染)

2)死亡人数:全球813人(非典)
全球18,500人(猪流感)
美国12,000人(猪流感)

“猪流感”也影响到了澳洲,包括小孙女当时的小学在内的许多学校都停了课。带小孙女去诊所看病,一屋子的孩子,一个个小脸蛋烧得通红,医生一看孩子脸色,迅速确诊:被传染上了H1N1!

现在,人们终于对这两场疫情有了正确的评估,从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看:
“全球SARS感染者为8437人,从这个数据上看并不比普通流感病毒传播更快,而813人的全球死亡人数,更是远远低于普通的病毒性感冒,事实上,每年美国都有普通病毒性性感冒的死亡人数为30,000左右。”– 《维基百科》

6年后国爆发的H1N1持续了一年多:“造成约18500人死亡,出现疫情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了214个。另据美国CDC估计,截至2010年3月中旬,这场疫情导致5千9百万美国人染病,26万5千人住院,1万2千人死亡。”– 《维基百科》

但相比”非典”当时的喧喧嚷嚷,对H1N1,媒体及舆论却相对非常的安静。这种对两种疫情不成比例反响的奇怪现象,在当时,许多人就认为与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危机有关。今天看更是如此,有很明显的美国政府故意转移注意力之嫌?

针对人们对”非典’的恐惧心理在舆论上的造势,是几乎与伊拉克危机同步的:

2002年11月16日:”非典”在中国广东顺德出现,第一例报告的患者是2002年12月15日河源市黄杏初。
2002年11月8日:“伊拉克危机爆发,联合国通过1441号决议,联合国武器检查团重返伊拉克检查。”-《维基百科》

2003年1月10日:黄杏初康复出院。
2003年2月14日:“联合国首席武器检查员布利克斯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伊拉克武器检查报告……但其在伊拉克境内并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维基百科》

因为在伊拉克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失去了联合国对发动战争理由的认可,全世界响起了反战的呼声,反战人数估计占当时世界人口的70%,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世界范围内的反战大游行(见《wiki》词条:“全球反对伊战争大游行”)。

而此时,“非典”恐怖论在媒体、网络越发传得沸沸扬扬,中国当时几乎停止了对外的所有活动……

2003年3月20日:在没有通过联合国认可的情况下,美国发动了非法的伊拉克战争;
2003年4月1日:伊拉克开战10天后,“美国政府召回来所有驻香港和广东的非必要外加人员及其家眷。美国政府同时也警告美国公民不要到广东和香港访问。瑞士政府也禁止在香港厂商参加即将举行的瑞士钟表展……”

2003年7月11日:疫情扑灭,世卫组织公布了有关SARS的疫情数据;

而伊拉克战争一直打到现在!

今天,当舆论和媒体随着新的病毒一窝蜂涌来时,相信中国政府有17年攻克SARS的经验,有17年来人力物力资源的增长,会有效抑制和控制疫情,这场疫情也不再会引起没有必要的恐慌?

但伊朗危机呢?

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

October 30th, 2019

转自澳洲二平新浪博客

来自“世界不平均数据”组织,《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年》(图1A、图1B)

《报告》“指出:欧洲最好,差别最小,中国其次,美国、加拿大不如俄国,中东最差,印度逐步走向最差(图2)!

真的吗?有国内同学问,中国贫富差别的状况要好过俄国、美、加…印、中东吗?

一点没错!这也没有什么奇怪道的,毕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虽因是发展中的国家,比不上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欧洲因这些北欧国家,总的贫富差别要比其它地区小一些)。

(图1A,图1B)

(图2,各地区收入最高的10%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

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
(图3 : 全球收入不平均的加剧并非不可避免,若向欧洲看齐)
报告总结:
据该组织乐观的设想,这种全球贫富差别加剧的现象也是可逆的,若全球按照欧洲1980年以来的贫富差别走势(绿色),到2050年,50%底端(下面曲线)收入占比会逐渐增加,而1%最高收入的占比会逐渐加少,若跟着美国学,差别将越来越大(蓝色),若各国继续按目前走势(紫色),变化不大。
但需要改变社会制度,谈何容易?
 
补充:
 
发现在2018的报告中,没有澳洲这一大洲的数据,于是去搜索了一下澳洲不平均现状,才知原因:太差了!澳洲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的财富,比低层的70%的财富还要多!
没有拿来对比,也许是维护发达国家的面子吧?
下面是澳洲国立民族台SBS的中文有关报道:
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

January 1st, 2019

新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