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n14

墨村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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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本人在中国和墨尔本已经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了，加了引号，是因为实际上还不止30年。
但疫情这三年，自己感觉学到的东西，似乎并不比30年少？可能是因为三年来诸事之纷乱、世界之无序是前所未有的？“乱则思定”，纷乱中、努力寻求安定，寻找答案，思考得多了，自然也就学到更多。

疫情前两年，我基本上是在“看病”中度过，经历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以身试医”的过程，遗憾的是，目前这个过程依然是进行时。

疫情期间，墨尔本一度成为世界上封城时间最长的城市，也一度成为除了中国大陆，清零时间最长的城市。在经历了疫情前搬家的折腾之后，封城期间，不能折腾了，于是清闲下来，有了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听书。

开始只是娱乐和催眠，后来认真起来，因为朋友推荐了梁冬、徐文兵2009年版的对话《黄帝内经》。这辈子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地听一个人讲一本书，听了一遍一遍又一遍，记不清多少遍了，还是想听，而且每每都有新的收获，这一学习过程依然在继续……。

听书过程也是一个清理思维的过程，听中医典籍，养生学说、很自然会联系到自身经历，联想到自己寻医觅道的过程，发现自己与国医（中西医结合的传统医学）真是很有缘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墨尔本……。

也许是因为不善言辞、也许是因为多少有些社交恐惧症吧，所以一直喜欢将自己的想法写出来，逐渐的，”写“，就成了自己的最大爱好。退休后，成了阿森纳球迷，球迷十年间，在球迷论坛和自己的两个博客上写了几百篇“球评”（很多是非技术性的）、编译过球迷书、翻译过乐迷书、还写了许多与球迷无关的“系列”……
写作时心无旁骛、似乎远离人群，于是天马行空、畅所欲言，很是享受。

于是在听徐文兵讲解内经时，写作爱好的那根神经又一次被挑动，就有了目前这一系列。

（2008）翻老贴，稍有改动

Thomas Cole (1801-1848), The Architect’s Dream, 1840, American.
Oil on canvas. 134.7 x 213.6 cm. Courtesy of The Toledo Museum of Art, Toledo.

在留学的路上，我还是很幸运的，我在墨尔本大学的导师是一位很友好、很有耐心的年轻人，后来成为化学学院的院长。最幸运的是，我的课题是墨大与CSIRO (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一个合作项目，因此有缘也成为了冒先生的学生，没有他的帮助，我是不可能完成我的学业的。

冒先生是澳大利亚著名华人科学家、曾获澳大利亚总理颁发的终身科技成就奖。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热诚的爱国者，待人诚恳、热心好客，帮助过无数大陆来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许多留学生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冒”。
冒先生热爱生活，除了在学术界的杰出外，音乐书画摄影无不通晓。他热爱中国，热爱中华文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在他家听到我最喜欢的《黄河大合唱》时的感动。后来得知，这是他在招待华人朋友和留学生时的传统节目。他的摄影水平也达到相当的程度，曾著有一本包括许多精彩摄影的中国游记、我家中还藏有他赠送的一幅九寨沟的摄影。

也许是恰逢教师节吧，写到这里，想起了我的导师们，包括那些中学，大学的老师- 我们人生道路上的导师。

就借机在这里跑一下题吧：谈到冒先生，很自然会想起我们的一位老所长，被化学界称为“大杂家”的胡亚东先生。胡先生曾为我们讲授过英文课，英语和音乐的结合，使讲授别开生面，大家听得兴趣盎然。胡先生一直对化学所我们这些年轻人很关心，在我们出国留学的过程中，得到了他的许多帮助。

胡先生被称为“杂家”，是因为他不仅能歌善舞、酷爱音乐，一世恋书，似乎也是原来北京花草协会的主席，好像还是不知道什么名堂的其它协会的主席。2000年回北京时，在中关村碰上他，70多岁，依然自行车骑得飞快，见到我们，一个急刹车，单脚撑地，单手扶把，另一只手上拿着一个硕大的照相机，告诉我们这是他的第3代数码相机（还是第4代，记不太清了），拿去修理等等，当时想到我那个买了不久的小小数码相机，不禁对这么大个儿数码相机的专业程度感到十分好奇。

如今，可敬可爱的胡先生已离开了我们，但写到这里，耳边似乎又响起了他爽朗的笑声。

谈到老所长，自然又勾起了对远离我们多年的钱人元先生的怀念。钱先生是我国高分子物理化学、高分子物理学和数学研究的奠基人，堪称一代宗师。

我在墨大念学位时，一次他应冒先生的邀请带团来访，热情的冒先生，特意将他安排在自己家中，以便盛情款待。住了两天后，钱先生感到太麻烦冒先生夫妇，就在CSIRO的一次讲演之后，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问：“我是不是也可以搬到你们那里去住？”当时已经有化学所的另一对同团来澳的老研究员夫妇住在我们“家”。好在因为我们对“住”的重视，那时租的房子在离大学和市中心很近的北墨尔本区。那个房子因装潢的古香古色而被其他留学人员称为“castle”，房间不少，还有独立的正式餐厅（被我们改成了睡房）和非正式餐厅，于是我们一家挤到最大的那间睡房，三位化学界前辈，占据了一间主睡房和那间餐厅。

以后钱先生每次来，都会与我们聚会。最后一次在墨尔本见面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真正的家，钱先生饶有兴致地在家中和院里拍了不少照片，并在院子中的那棵结满柠檬的小树下留了影。
后来我们回国时，钱先生打电话给我们，说他刚动了手术，否则一定要聚一聚的……
没想到那次通话，竟成永别。

每每想起，钱先生的和蔼与平易近人，总是让我们感动不已。感动的同时，也备感惭愧，虽然最终选择了改行，但永远不会忘记他在学术上对我们的帮助，不仅在化学所，就是在留学期间，他也对我们这些远在海外的年轻人倍加关怀。钱先生是我论文的两个评委之一，我对此一直暗自庆幸，如果不是他的让我汗颜的评语的话，估计我那个磕磕巴巴英语的论文，也不一定能通过。

让我深感惭愧的，还有我的启蒙导师 – 也已经离开我们多年的中学班主任、教物理的刘宗武老师。
初中时，我因中耳炎几乎失聪，上课听不清一些老师的讲课，很有些自卑和沮丧。但那时年轻的刘老师嗓门很大、讲课言简意赅、融会贯通、便于理解记忆，所以当时很喜欢上物理课，我听得也比较专心。在刘老师以不同方式的鼓励和帮助下，那时我的物理成绩在年级名列前茅，他后来说过，我是他教过的力学学得最好的学生之一。

现在想起来，我之所以会开始“建筑师的梦”，不仅是因为喜欢乱涂乱抹，还因为当时觉得，喜欢力学，也一定会喜欢建筑学（虽然后来证实这也是一个误解）。
因为刘老师，在我的“建筑师的梦”中，时不时还会“见”到居里夫人。报考大学志愿时，听从了他的建议，第一志愿是当时北京工业大学的航天技术方面的专业。即使阴差阳错，后来工作时被分到了化学所，但也还没停止过这一类的梦。但梦毕竟是梦，追求过了，也就不后悔了。

另一位让我在怀念之中也掺杂了不少惭愧的是吉林大学的李铁津教授。我和另一位大学同学，在吉林大学物理系与李老师有过一段同舟共济的经历，在此就不详述，南开中学的一本纪念文集中，我们都著文怀念过这位刚直不阿，学识渊博的李老师，怀念我们那段有些坎坷的经历。
李老师在文革期间，承受了各种运动的压力，不能走上讲桌，只能带实验课，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机会小规模近距离地接触、认识、从师于李老师 ，在不安定的大学生活中，能学到更多一点。他认认真真给我们几个学生辅导实验课的同时，还给我们补习光物理、物质结构等基础理论，他清晰的思路、通透的讲解使我们这些基础知识缺乏、在大学也得不到系统教育的同学受益匪浅。
几年后，我们才知道，李老师当时已经开始了“地下工作”，与化学系的几位化学界前辈联手，从事纳米光谱的化学应用等研究，成为我国纳米科学的先驱者。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不少的遗憾，我亦如此，失去继续作为李老师学生的机会，是其之一。那是1985年前后，在化学所工作时，我们研究室购入了国内第一台进口的纳米荧光光谱，为了追赶国外化学方面纳米研究的脚步，李老师高瞻远瞩提出了一个吉林大学化学系与中科院化学所的联合研究项目，建议我作为他的研究生，参加这个项目……但因有关人士的短视，最终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而那台纳米光谱仪在我离开化学所时，也因使用和维护不当，不能正常工作。

15、16年之后，中国科学院才成立了“纳米科技中心”，这个延迟，对化学所说来应该是一种遗憾吧？
而自己则因为这一遗憾，未能在国内获得化学方面的仅有学历，而不得已在年近40时，选择了出国念研究生……。

怀念和感激，往往是很难用语言表述的，但还是想在教师节之际，表达一下对导师们的怀念与感恩，并祝那些依然健在的导师们：身体健康，青春常在！

在此以两篇吉林大学研究生追悼李老师的文字，来表达我们对那些逝去的恩师们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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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您走的那样突然, 没有留下一句嘱托的语言,令我们手足无措,泣极悲伤。
二十五年交往，可谓情同父子，谊如兄长，谨撰写此文，以告在天之灵。
您尽全力把生命，爱和做人的意义教给我们，而您仍然那样祥和、朴厚和安详；
您尽全力抵抗对您的不公，而您最多的还是选择忍耐和退让；
您尽全力吸允科学的雨露，而您却全用于浇灌小苗；
而今，桃李满天下，您却再也嗅不到果香，可我坚信您已步入天堂；
春天已过，夏日降临，您却再也看不到学生的收获，可我坚信，冬日的瑞雪，
是大地给您披的孝装；
    铁津先生，百年天堂再聚，我仍然选择您做我的师长。
呜呼！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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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开吉林大学纳米先河惜乎南开学子陨北国
领化学学院光化风骚悲哉凝聚物理褪彩华听到消息太让人震惊和痛惜了，没有功夫去平平仄仄的对了，暂且用这一挽联略表心中的哀悼之情。
一个实实在在搞学问的科学家就这样匆匆而去，在这么一个浮躁的社会；
一个不玩纳米概念的纳米科学家就这样匆匆而逝，不是痛惜可以表达的；
李老师带走的不仅仅是他的满腹学问，带走的更是他高洁的品行；
我们在此祭悼，不光是要怀念一代大家李铁津老师，
更重要的是把李老师留在我们中间，
留住李老师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品行。
让我们默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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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千千万万个人类的建筑师！感谢两位不知名校友真诚的悼词，深沉的语言表达了我们众多学子的心声。

以身试医（3）

屠呦呦在诺奖仪式上的讲话题目是《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青蒿素治疗疟疾是中华民族传统医学与西医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的国医第一次在诺贝尔亮相。

屠呦呦在她演讲的结尾部分引用了毛泽东主席所说的“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毛泽东在解放初就提出了“西学中”的中国医学（国医）的大方向。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给杨尚昆的信中谈到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问题，“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办一个七十到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一九六〇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二千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
几十年后，我们有了无数这样的“高级医生”，也正如主席所预言的，其中出了很多“高明的理论家”。
屠呦呦就是其中之一，她成为了世界瞩目的、研究国医的“高明理论家”。

屠呦呦诺奖演说结束前还指出：“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对于自然资源的药用价值已经有所整理归纳。通过继承发扬，发掘提高，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造福人类。”
青蒿入药，最早见于马王堆三号汉墓2,600多年前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其后的《神农本草经》、《补遗雷公炮制便览》、《本草纲目》等典籍都有青蒿治病的记载。

在屠呦呦团队科学家们的研究过程中，他们“在收集整理阶段，阅读了历代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医并收集他们用于防治疟疾的方剂和中药、同时调阅大量民间方药。”在汇集了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等2,000余内服、外用方药的基础上，1969年屠呦呦主持编写了以640种中药为主的《疟疾单验方集》。
屠呦呦瑞典演讲中道出了这些国医药研究者成功的秘诀：
“当我面临研究困境时，又重新温习中医古籍，进一步思考东晋（公元3-4世纪初）葛洪《肘后备急方》有关‘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的截疟记载。”

在建国后多年的探索中，国医的许多科研成果，已经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WTO）的认可，而青蒿素只是其中之一。虽然这是国医第一次登上诺贝尔的奖台，但我们知道，数千年临床中发现的“灵丹妙药”，绝不止青蒿素一个。尽管现实世界的诺奖并不是十分公允，但相信国医与诺贝尔还是应该会有更多的交织的？

下面是一个亲身经历的、国医与诺奖擦肩而过的故事：

因为在澳洲，所以特别注意到在2005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是授予了澳大利亚科学家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以表彰他们发现了导致胃炎和胃溃疡的细菌———幽门螺杆菌。
马歇尔（Marshall）于1974年在西澳大学获得医学本科学位。1981年在皇家佩思医院做内科医学研究生时遇到了一位对胃炎感兴趣的病理学家罗宾·沃伦，他们一起研究了与胃炎一起出现的螺旋杆菌。1982年，他们做出了幽门螺旋杆菌的初始培养体，并发展了关于胃溃疡与胃癌是由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假说。
“为了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马歇尔服用了试管里面的幽门螺旋杆菌，并且随后罹患胃溃疡，而他之后使用了抗生素将胃溃疡治愈。”

当年轻的马歇尔还在念研究生、当他如神农一般不惜以身试毒，全身心投入螺旋杆菌与胃病关系的研究时，北京中关村医院的一位老中医杨大夫（40多年前的事，记不清他的名字了），以“痢特灵+中药汤剂“治好了我先生的胃溃疡，治愈得十分彻底，40年来没有重犯。
我先生因胃溃疡吐血，住院急救。出院后，到中关村医院找到了杨老大夫。当时我们全家老小都找他看病，从近百岁的老婆婆的头痛，到几岁小儿子的感冒咳嗽。老先生一般开三副药，总会安慰我们说，吃一、两幅就会好。事实的确如此，杨老大夫的药非常灵，每次总是一、两副就药到病除。

杨老先生80年代初所用的“抗生素+中药”治愈消化性溃疡（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的国药偏方，其原理与获诺奖的“消灭幽门螺旋杆菌防治胃病”的原理是一样的。但这药方并非杨老先生自己所创，我先生也不是他用此方治愈的第一个病人。这种典型的国医治疗方法，早已在中国民间流传。

我们知道，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要广泛收集、整理一切与研究内容有关的、能够到手的资料，所以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马歇尔消灭螺杆菌的灵感，是来自国医偏方的这种可能性？
当杨老大夫已经使用此偏方治愈了数位胃溃疡患者时，马歇尔才还刚刚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
而在两位澳洲学者拿到诺贝尔奖的前6年，也就是在1999年，中国就有一位叫史书达的国医学者，已经将此药方编册出书！

作者：史书达
出版社：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9-12

在网上搜一搜，就会发现，不仅是老中医，有的乡村农妇也知道这种治疗胃溃疡的偏方（见附）。可见这个偏方在中国流传已久！

史书达1935年生于中医世家。由于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他自幼喜爱祖国传统医学，熟读祖辈传承下来的治病秘方笈（手抄本，12册）…..
自1998年以来，他以学到的医学知识，收集积累的治病成功经验及祖传秘方为基础，先后编撰出版了《中老年自我治病奇效方集锦》、《中国民间秘验偏方大成》、《中国家庭自疗神效千方经典》、《求己胜于求医：家庭治病神方真传录》等多部保健类专用书……作者收到的感谢信和医疗反馈报告达18000多件，仅从反馈信息看，治愈各类疾病患者已达万人。

再看看马歇尔他们获诺奖后，西医是如何研究与应用此研究成果的。
以马歇尔他们的理论研究为基础，西医开始了对螺旋杆菌的普查和围剿。并创建了一套检测、消灭螺旋杆菌，预防胃病、胃癌的治疗方法：检测阳性后，就先少后多，采用多种抗生素来消灭螺旋杆菌，一次、两次、三次……直到螺旋杆菌检测转阴。最后采用的四联抗生素疗法，觉得应该属于“恶治”了？
比如：克拉霉素+雷贝拉唑+阿莫西林+果胶铋，连服药14天…..。

但“恶治”效果并不完全如意。国内、国外都有不少例子，当胃溃疡患者和螺旋杆菌检测阳性者，在大把大把的抗菌素吃到胃疼难忍之后，螺旋杆菌依然逍遥法外，胃溃疡也未能根除。
一位接受此疗法的亲戚，就吃过这个苦头，三次测试螺旋杆菌均为阳性，她的专科医生对此也无计可施，只能放弃了治疗。而那些用此法屡试屡败，未能击败螺旋杆菌，胃病依旧痛苦的患者，则是更为焦虑与沮丧了。

其实，西医疗法不成功的原因很简单，其一，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消灭螺旋杆菌只是治愈因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而得的胃病的第一步，最主要的一步是在此之后的治本，也就是说，驱赶了来犯之敌后，还需要收复国土、重建家园？在消灭体内螺旋杆菌之后，需要用中药调理，方可彻底解除病痛。
国医偏方非常有效，是因为痢特灵之后、有因人而异的“中药汤剂”，不同的人、体质不同、病情不同，若不对症下药，治不好病人，反倒有可能杀敌一千，自损根本，大伤元气？
现在看来，虽然消灭幽门螺旋杆菌治胃病的发现得了诺贝尔奖，但很多西医专家们似乎只有杀敌的技巧，而没有“拔城”的攻略？

其二，西医“拔城”不灵的另一个原因，也有可能是所用抗生素不同？本人不是学医的，所以这只是一个推测。国医治愈胃溃疡偏方中用的是痢特灵，也就是呋喃唑酮，“是一种硝基呋喃类抗生素，属于广谱抗生素的一种”。但近年来，痢特灵（含呋喃唑酮所有复方制剂）在国外、国内都先后停产、停售、停用。国内是2019年2月15日三停的，2019年3月31日前就完成了药品的召回。所幸的是，国内依然允许痢特灵用于消灭螺旋杆菌、治疗胃溃疡这一偏方。只是患者现在一药难求……。
国外更早就三停了痢特灵，据说原因是“副作用大”。但自己猜测很有可能是太便宜了？在2019年，100片痢特灵不到10元人民币！

这两年疫情之下，西药制药厂的发财之道逐渐为大众所知。大部分情况下，药是否盈利，决定了西药的寿命。除非像阿斯匹林这类应用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广泛的便宜药，才有可能长期生存。有些小众的西药，即便很有效，副作用也不是太大，只是因为太便宜了，使用的人不多，药厂不盈利，就会以“副作用大、疗效不明显”等理由停止生产，市面就会断货，用此药有效的患者们也就只好从头再试新药了。
疫情期间，更是如此，几家大药厂赚得钵满盆满，很多小药厂和小的生产线难以维持，一些小众药品就因此停产断货。本人就亲身体验到了由此导致的“一药难求”、“以身试药”的烦恼。
正是这两年的“试药”经历，促使自己开始了博客上的《以身试医》系列。

其三，国医偏方与西医“恶治”的不同，是给药的方式不同。
国医用一种抗生素，循序渐进、渐退（见附）；西医用多种抗生素，二联、三联、四联，螺旋杆菌是否能消灭不一定，但大量用抗生素的副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总之，国药医治消化性溃疡的偏方虽然没有得过什么大奖项，但安全、有效、还非常便宜，解除了无数人的病痛。而西医消灭幽门螺旋杆菌、防治胃病的方法，是不是有点不得要领？
西医的方法也许能防病、治病、但不一定能治好得了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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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国药偏方医治消化性溃疡两例（很早以前的病例了）

（http://www.52pianfang.com/a12917.html）

例1: 好心农夫妇献方、治愈十年胃病
　“我老伴胃寒引起胃溃疡，治疗10年不愈。经广西田阳县那坡镇万平村一位好心农妇无偿献给处方，只服1疗程，病痛痊愈，10年未复发。
　配方及用法：服痢特灵6天，第一天4次，每次2片；第二天3次，每次2片；第三天4次，每次1片；第四天3次，每次1片；第五天2次，每次1片；第六天1次，服1片。服中药3剂，6天服完（服痢特灵第六天的下行开始服中药）。每剂量是：黄芪、桂枝、槟榔、香附、玄胡、薏仁各15克，白芍20克，大枣6枚，生姜、蜜糖各50克。用水煎服，每剂服2天，日服3次，每次半小碗。等胃痛时再开始连续服用。
　　（注意：胃炎引起的胃溃疡忌服。）

例2:  《中国民间秘验偏方大成》的百姓验证：
广西玉林市东门路37号丘家旭，男，59岁，公务员。他来信说：“本单位电工冯家荣，因工作关系，不能按时吃饭，且时冷时热，时间长得了胃病，经常胃痛。经市人民医院诊断为十二指肠溃疡，中西药都吃过，前后花药费1500余元，但还是没有治愈。我得知后用本条秘方并配合其他方法为其治疗1个疗程，病情大有好转，现在胃已不疼了，总共才花了34元钱。此偏方真神奇。”
荐方人：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 梁登仁
引自：广西科技情报研究所《老病号治疗绝招》
来源：《中国民间秘验偏方大成》

觉得自己还是挺幸运的，因此心中总怀有感恩之情，感谢父母、家人，感谢一路上走过来遇到的恩人们和许多良师益友，感谢缘分，当然也感谢天地宇宙中的未知对自己命运的安排。
生命中的幸运之一，就是与国医有缘。何谓国医？简单讲就是建国以后，“西学中”的中西医结合。

到目前为止，虽然自己的前半生几乎都在上学，但我一生中只拜过一次师。
那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年过60患有严重心脏病的父亲被送去了河北省人委在邢台的一个干校。当时我们家的人可以说是天南海北，四面八方，分散在祖国的边疆、农村、山区、牧场……。远在内蒙的我因十分惦念年老多病的父亲，就只身一人不远千里，去了邢台干校。
河北省的邢台干校属于省人委， 文革中不像省委那么乱，干校对这些老干部管理还比较宽松。父亲在那里不是岁数最大的，也是资格最老的了，又是病号，所以我去的那几天，父亲一般都是在场院，干一些搓玉米、挑麦穗之类的轻活。

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父亲都有过一些过命的、或患难与共的朋友，他们是战友、警卫员、马夫、保姆、秘书……所以当我看到父亲与干校的一位老工友谈笑甚欢，似为知交时，也没有觉得奇怪。

但在离开干校的前两天，一日与父亲和那位老人一起坐在场院掰玉米粒，当父亲挺郑重地让我拜这位老人为师时，自己还是觉得有些惊讶的。经父亲介绍，才知这位老人有家传的一套针刺疗法，在干校经常为“学员们”治病服务。父亲介绍说老人的挑刺疗法很有效，父亲因长期抽烟，经常咳嗽，在干校经老人几次挑刺治疗，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咳嗽了。父亲还让老人当场在他自己背部作了示范。老人用的是一套三棱针，用酒精消毒后，在背部穴位处挑断了一些白色纤维样的组织。当时我看得有些害怕，还有点担心，但因绝对相信父亲的判断，于是遵从父命，当即拜了老人为师，老人家送给了我一套各种式样的针灸用针，包括一枚三棱针。

虽然学过简单的针灸技术，也经常在自己身上实践，并不觉得害怕，而且年轻时胆子大，还用针灸帮助过当地的一些老乡，也颇见成效。但看着那枚寒光闪闪的三棱针，却始终没有敢实践过这种挑治的疗法。

这是我第一次与国医有缘，也许应该说是有缘无分吧？不过之后，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墨尔本，自己真的十分有缘地遇到了一些国医高手，他们用中西医结合的手法，治好了自己和至亲好友的一些疑难病，包括胃溃疡、坐骨神经痛、关节炎、湿疹、流感引起的支气管炎……。

这些治病经历和痊愈过程，是中西医结合的典范，个中的故事，需要慢慢道来（待续）。

墨村二平

目前有没有医治新冠感染的特效药？
这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回答也应该很简单：没有。
但现在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并非那么简单，还真需要费一些口舌。

作为一个非专业的普通人，30年河东、30年河西，在澳洲已经过了半辈子了，对中、西医药都有了几十年的体验。即便不是专业人士，也都会知道这一事实：“西药没有针对病毒的特效药”，以前没有，现在也不会有。

对任何病毒，至今人类还没有能够杀死病毒的特效药，而西医至今也没有能够治愈病毒感染的特效药。比如对患流感的病人，西医的药方只能是：水+维生素C。
对新冠感染的病人，西医自然也不会有任何特效药。

这就是为什么中文版的西方主流媒体，在谈到几款用于治疗新冠感染的新药物时，就从来没有用过“特效药”这个词。

如张伯礼院士所说：“特效药一般认为是对一个疾病有特殊疗效的药，稍具体一些就是临床疗效确切，毒副作用轻微的药。”

现在世界上已经紧急使用的、用于治疗新冠重症的所有新药，都没有达到上述“特效药”的基本要求。
在英国最早获批使用的美国默沙东（MSD）公司生产的新冠口服胶囊莫努匹拉韦（Molnupiravir），以及美国批准紧急使用的辉瑞公司（Pfizer）的新冠口服药帕克斯洛维德（Paxlovid），都只是自己公司称其对重症“疗效显著”。

而辉瑞公司的药已经被FDA批准紧急使用了，才“计划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提交其数据。”

BBC中文2022年2月23日报道称：英、美批准紧急使用的两款口服药的相关数据、及医药公司的研究报告：“还有待同行评估，尚未在专业期刊上发表。”

BBC报道截屏：

德国之声（DW）中文版2021年12月23日报道指出：辉瑞新冠“神药”的数据是：“来自一项已运行了几周的II/III期临床试验（EPIC-HR）的中期分析，试验对象是已经感染了新冠肺炎并有发展成重症风险的成年患者。”

DW报道截屏：

但为什么中国很多媒体，甚至某些官方媒体都将这些进口的新冠“神药”统称为“特效药”呢？
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上网查询，发现对“特效药”这一词的错误用法，很有可能是文字翻译上的问题？
这是我所能找到的唯一解释了。

specific这个英文词在剑桥、牛津等英汉词典中的解释是“特定的、特有的”，并无“有效性”这层含义。
初学英语时我们就都知道，“specific”一词，本身并没有“特殊效果的”、“特别有效的”等含义，但不知为什么网络上许多中英文词典上，只要是“特定的”+“药”（specific+drug）就翻译成了“特效药”。
这个“效”字又是从哪里引申出来的呢？

当然，这个问题需要编写汉英词典的专家们来解释了。

剑桥词典网页截屏：

总之，到目前为止，针对新冠感染，西医即没有预防药，也没有治疗用的特效药。

疫苗是西医对抗新冠感染的唯一有效武器，但顶多也只是70%、80%的保护率，且有效期仅4个月而已！
现在，我们都要准备第4次的接种了，毕竟，聊胜于无……囧

在澳洲中医很少，经常只能看西医，以身试医、以身试药的经历告诉我们，西医只是在治“病”。而且现在西医分科越来越细，专科医生只能治本专业的这种“病”，而不一定能治好得了这种“病”的人。
新冠感染后，会引起病人的多种症状，需要有不同科目的专科医生来给药和治疗，没有一个对病人健康问题的整体评估，就很难找到针对病人的有效、而副作用小的药物和治疗方法。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流感引发了病人的慢性支气管炎，治疗这种慢阻肺病人的药物有很多副作用，副作用之一，就是有可能引发严重哮喘，结果就有可能是：一个病没治好，反倒加重了另一种病。

与西医不同，中医是整体的、辩证的临床医学，大部分中医学者对中医典籍中的“治未病”概念的理解是“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治疗对象是得病的人。每个人的年龄、体质、病症都不一样，好的中医可以针对病人整体状况，对不同病人，开出不同的对症药方，帮助病人复康。

实践证明，中药在历次抗病毒感染的临床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针对流感、非典、以及新冠等，中医一人一方、因人而异。中医的参与，为国人提供了对新冠感染有效的预防和治愈方法。

在河北保定地方志的网站中，有一曲阳县的文物遗存网页，其中列举了二十八个曲阳最重要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以及最有名的石刻石造石碑等文物（注1）。这二十八处（件）文物，二十七个均为清朝以前的文物，最后一件，是清朝之后的唯一重要文物，这就是”燕南民众学校”的一幅大理石雕刻的校匾。

网页中是这样介绍这一校匾的：

“燕南民众学校”石刻校匾：燕南民众学校始建于1926年（注2），为了与当时曲阳国民党所建的“平民学校”区别，取名“民众学校”。为了使该校成为全县文化教育和秘密进行革命活动的中心，刻制一幅大理石校匾，中共党组织通过高子珍，请钱玄同和黎锦熙二先生，1932年7月15日分别为“燕南民众学校”题字和注音。字体为隶书，苍劲有力，瘦硬挺拔，别具风格。钱玄同是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是辞书专家，二先生都是社会名流。“

谈到燕南民众学校，需要简单介绍一下在20年代至30年代初的曲阳，以及父亲牛树才在这段时间的经历。以下一段摘录自保定地方志：

“在党的创建初期，一批在北京、保定上学的曲阳籍青年学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2年，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的彭桂生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曲阳最早的共产党员，此后，一批进步青年相继入团、入党。他们利用假期，在城内县立第一高小举办“民众班”，宣传马克思主义，使许多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曲阳在外地读书的进步学生相继回乡，开办“补习班”，继续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在1928年创建了第一个革命活动阵地——燕南民众学校。“

根据曲阳出版的《烽火岁月》一书中，父亲一篇纪念文章所写，他是与曲阳烈士赵建庵等九人（还有张涛、田里夫、刘培基、张亚平、杨剑豪等），在1927年开始筹建“曲阳城厢平民学校“， 1928年春正式成立。这是一所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为宗旨的学校，后改名“燕南民众学校“。
当时父亲任董事长兼校长，赵建庵等任董事。这所学校成了曲阳县的第一个革命活动中心。

1931年，曲阳县建立了共产党组织，父亲即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以平民学校为掩护，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在此期间，学校曾一度被国民党关闭，父亲及董事会成员，与反动势力周旋，保证了学校在白色恐怖中的生存。为给曲阳革命活动筹集经费，父亲卖掉了爷爷的40亩好地，进行救助被捕革命者、筹建革命工作需要的印书社等地下活动（印书社的设备后来成了抗战初期抗日政府的唯一印刷设备）。
“燕南民众学校“培养和保护了一代曲阳革命者

1932年7月15日，燕南民众学校请来了两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改革家、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和黎锦熙，请这两位国学大师为学校题字，并将题字制成了大理石石匾（现存于曲阳北岳庙内）：

在校匾上方，是一行校名的注音符号；左方题字处“钱玄同题字”和“黎锦熙注音”的右边均有一行注音符号，而校名下方，则是题字和注音的罗马数字日期。

一幅石匾，既有繁体文字，又有注音，还有罗马数字，三者并存，实为当时钱、黎等提倡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好写照。难怪曲阳将此列为28个最重要文物之一，成为28个文物中唯一的现代历史文物，也是曲阳在共产党建党初期的革命历史见证。

钱玄同和赵元任，黎锦熙等数人曾共同制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35年，钱玄同抱病坚持起草了《第一批简体字表》，是中国实行简化字的先驱。

现在曲阳县内，有一所燕南学校，为县直属重点国办小学，其官网介绍校史网页中指出：“‘燕南民众学校‘是我县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也是我县党组织的摇篮，曾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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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附近的太行山麓是盛产汉白玉的矿脉，明清两代皇宫和皇帝陵寝建设所需要的汉白玉都是产自曲阳，现在曲阳仍然是石料和汉白玉雕刻制品的主要产地。

注2：“燕南民众学校”的筹建在1926-1927年间，起初是以“补习班”的形式，1928年初学校正式成立。

（转自新浪博客，原文写于2017年1月8日，但被新浪“私密“了）

节译自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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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ations of Geopolitics》《地缘政治的基础》

《地缘政治的基础》这本1997年出版的书的作者是亚历山大·杜金（ Alexander Dugin），莫斯科国立大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是一位被称为普京“大脑”的，以法西斯主义著称的俄国哲学，政治理论家。 杜金的这本书阐述了他对俄罗斯地缘政治未来的看法。对当代俄国军、政、外交界的精英们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据说也是俄罗斯军事院校的教科书。 读一下维基百科的简介，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世界诸国政治形势的走向，似乎真的是沿着20年前杜金在书中指出的方向发展（或者说与杜金地缘政治未来的设想，有相当程度的“巧合”）？   在此，将维基百科中介绍这本书的条例摘译如下（括弧中的评论是本人翻译时有感所发）：   这本书宣称：“俄罗斯民族对世界统治的战斗“还没有结束，俄国依然是“一个新的反资本主义，反美革命的筹备地域。”欧亚大陆的形成要“基于共同敌人这个原则：就是排斥大西洋主义（注1），战略性地控制美国，不要让自由主义的理念来主导美国。”   军事行动在欧亚大陆计划实施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甚微。杜金在书中指出，要达到这一目标得靠周密地筹划去干扰区域稳定，还要以俄罗斯特工为主导（间谍之类的活动），有计划地散布谣言（谣言惑众，是现代搅屎棍们的拿手武器）。这一行动计划的执行需要强硬地，头脑冷静地利用俄罗斯的天然气，石油和自然资源来逼迫其它国家就范。   这本书强调：“俄国未来最重要的任务，是力促整个欧洲的‘芬兰化‘“。（注2）   欧洲： 德国：德国应该得到对中部和东部欧洲大部分基督、天主教国家切实的霸主地位；也可以将加里宁格勒归还给德国（注3）。 法国：应鼓励法国与德国建立“法德联盟“，这两个国家都有“反大西洋主义“的坚实传统。  英国：应该从欧洲分割出去（20年后已实现）。 芬兰：应归为俄罗斯。南芬兰应与卡累利阿共和国合并，而北芬兰则应该“无条件地归于摩尔斯克州。

     …….中东和中亚地区：
这本书强调“俄国-伊斯兰结盟”是反抗美国秩序的根本，这一联盟的基础是俄罗斯与伊斯兰文明的传统特性；
伊朗：是个关键的同盟军，书中用了”莫斯科-德黑兰轴心“一词。

      ……

亚洲：
中国

原文 ：China，which represents a danger to Russia, “must, to the maximum degree possible, be dismantled”. Dugin suggests that Russia start by taking Tibet–Xinjiang–Mongolia–Manchuria as a security belt. Russia should offer China help “in a southern direction – Indochina (except Vietnam), the Philippines, Indonesia, Australia” as geopolitical compensation.

中国对俄国是个威胁，所以”必需最大限度地，最大可能地予以摧毁”。杜金建议俄国应从夺取西藏-新疆-蒙古-满洲开始，将其作为一个安全带（还没有得手）。俄罗斯还应该在南部（把中国的注意力引向南边），“在越南除外的中南半岛，菲律宾，印尼，澳大利亚”等地为中国提供帮助，作为一种地缘政治的补偿。（南亚那么热闹，奥巴马介入南海除了自身利益外，俄罗斯暗中的策划也是不可忽视的？）

    
日本：俄罗斯应该操纵日本政治（普京身体力行），把千岛群岛让给日本，鼓励日本的反美情绪。

   ……
这本书强调，俄罗斯应该广泛传播反对“美国秩序“，而此计划中“主要的‘替罪羔羊‘恰恰就是美国自身。“
美国：

原文 ：Russia should use its special forces within the bord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fuel instability and separatism, for instance, provoke “Afro-American racists”. Russia should “introduce geopolitical disorder into internal American activity, encouraging all kinds of separatism and ethnic, social and racial conflicts, actively supporting all dissident movements – extremist, racist, and sectarian groups, thus destabilizing internal political processes in the U.S. It would also make sense simultaneously to support isolationist tendencies in American politics.”

The Eurasian Project could be expanded to South and Central America.   俄罗斯应该利用其特种部队（间谍什么的）在美国境内点燃动乱和分裂，比如挑起“对美国黑人的歧视“（近年来，美国黑人与警察的暴力事件不断升级）。俄国应该“设法引起美国内部地缘政治的混乱，鼓动各种分裂以及民族，社会和种族的矛盾（特朗普！），积极支持所有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 支持极端主义，种族歧视和宗教派别组织（特朗普！），以此来搞乱美国内部政治上的进程（特朗普！！！他的上台，是普京执行地缘政治战略的最大成果！）。这自然也会同时支持美国政治中的孤立主义倾向。

欧亚（大陆轴心）计划，也可延伸到南美和中美洲。

对这本书的有关评述

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John B. Dunlop ：”这本欧亚主义的教科书对俄罗斯关键精英们的影响，在叶利钦和普京时代，显示了法西斯理念和情绪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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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注1）：大西洋主义（Atlanticism)是一个西欧和北美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加拿大），在政治，经济，局势防卫等议题上相互合作的哲学。其宗旨是维护相国家的安全，保卫“民主，隔热自由与法治”的价值。与“大西洋主义”立场相对的是“大陆主义’”。

（注2）芬兰化（Finlandization）指的指的是一个弱小的国家近乎无底线的听命于强大的邻国的政策决定，基本上属贬意词汇。类似冷战时芬兰和苏联两国之间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丹麦对纳粹德国也是如此。

（注3）加里宁格勒：第二次世界

大战永远地改变了科尼斯堡（Königsberg）这个德国城市。1945年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以后，盟军在波茨坦会议（the Potsdam Conference）上将科尼斯堡及其周围区域让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USSR）。为表明这里的新居民和新政府来自苏联，科尼斯堡于1946年更名为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这里的德国居民则被遣送至德国和西伯利亚地区。九十年代，德国人重归故里，而俄国居民试图在一个远离祖国的土地上为保存自身文化而努力。

32周年祭之一

父母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这些年来，对父母的怀念一直萦绕在心头，睡梦中僾见忾闻，梦醒时睹物伤情……。仔细阅读父母留下的书信照片等资料时，总是有新的感受，也每每会发现我们不曾知道的更多内容。在父亲逝世32周年之际，随想三篇，寄托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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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牛树才（原名森林，字树材）1923年考上了保定直隶甲种工业学校。在校期间结识了学校的进步学生，参加“曲阳黎明同乡会”、“书报介绍社”等进步团体。“五卅”运动发生后，他积极领导学生罢课，游行示威、上街下乡宣传爱国、民主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被推选为校学生会领导人和保定学联代表，因参加“五卅”运动、领导闹学潮被学校开除。
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转入保定大中职业学校做团的领导工作。同年底，他领导学生反对学校当局贪污腐败的行为，进行罢课，驱逐校长等斗争，再次被开除学籍。次年1月，17岁的父亲赴北京，参加了中共北方区委党校（设于北大三院）举办的一个训练班。

40年后的1964年，父亲收到了老战友王煜文寄来的几张翻拍的20年代老照片（父亲的一些照片当时被家里人烧掉），其中两张是父亲在1925年被学校开除后，同学们辞行时的留念。

第二张照片虽然没有具体日期，但父亲是在被直隶甲种工业学校开除前后加入的共青团，从服装上看，这张照片也应该是在1925年9月份拍摄的。

照片题词：“森、怀、是我们第一次受挫折的”，但至今也不知照片中哪位是题词中的“怀” – 阎怀聘，也不了解他当时的情况，只是从照片看出阎怀聘是与父亲一起被学校开除的。

最近，保定宇良照相馆的后人胡志民先生查找到了百度百科关于阎怀聘的词条，得知被学校开除后第二年，阎怀聘就由组织派遣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一起去的十几人中有9名党员，阎怀聘是其中之一。之后被调往天津做学运工作，曾任青年团天津地委领导成员、顺直省委农委委员，天津市河东区委委员。1929年因叛徒出卖，与彭真、刘仁、张孟旭、李汉光等一同被捕入狱。1936年”西安事变”后，才获释出狱。 “七七事变”后，于1937年10月奔赴延安，途中参加八路军。1939年曾任团政治部主任，后在一次与敌作战中牺牲于山西省。时年33岁。

胡志民先生通过一些人的回忆、照片布景、照片上的题字笔迹等线索认证，上面这两张照片均为宇良照相馆所摄。第一张照片是在甲种工业学校校内拍摄，照片中的老房子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有，当时是市供电局，后成为家属院。
第二张照片中，胡先生还认出了（前排左二）当时在直隶工校学习的高克（高沛霖），他是望都县第一位共产党员。高克后人曾著文《追忆忠诚于党心系人民淡泊名利鞠躬尽瘁的高克同志》。

另外，据父亲讲，寄给父亲照片的王煜文前辈的哥哥，也是甲工同学，应该也是甲工团员之一，但在第二张照片中已经对不上号了。时间久远了，很难辨认出照片中的其他人，这的确是一个遗憾。

十分感谢宇良照相馆为历史留下的诸多影迹，也十分感谢胡志民先生为传承前辈精神所作的努力。

宇良照相馆是胡志民的太姥爷吴宇良先生所创建。这个位于保定西大街的照相馆，是保定早期革命活动的见证。吴宇良先生与一些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家熟识，邓中夏等革命先驱们曾在照相馆留影。当时照相馆经常作为保定革命者活动的场地，高克的入党介绍人刘秀峰在党史回忆录中说，他与高克的谈话，也是在宇良照相馆进行的。

胡志民先生的文章《保定西大街宇良照相馆红色大事记》详细记载了上世纪20年代与照相馆有关的革命活动。

最近得知，两位照相馆的学徒李途与杨国治后来也都参加了八路军，成为晋察冀一分区的红色摄影师。

宇良照相馆所摄的下面这张珍贵照片，可以说是保定早期共产党活动的最好印证，照片中有建党初期的一些著名革命家和烈士。

李沛泽1925年4月至7月任中华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保定分会主要负责人。1925年上半年被选为中共保定市委委员。

这张照片是吴宇良先生拍摄于保定曹锟花园。该照片有四个特点，一是当时中共保定市委（支部）成员包括书记史文彬（第一排左三），张廷瑞（第一排左一）及委员戴培源（第一排左二），张福堂（第一排左四）等均在其中，二是照片中除李沛泽外还有齐淑容（第二排右二）等五名女师学生。三是照片题字公开使用了“同志”二字。四是张廷瑞、戴培源、张福堂、史文彬都是革命烈士。

另外，在《保定人物志》中记载，张福堂1928年6月至7月，出席了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史文彬虽未参加此次会议，但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李沛泽作为旁听代表参加了会议。一张照片中出现3个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相关的重要人物，可见照片在革命历史中的珍贵史料价值。

照片中的齐淑容是齐心的姑姑，1925年在保定女二师上学，是当时保定学联的领导之一。女二师毕业后她转去北京上学，结识了她的丈夫张苏。张苏是父亲的老战友，1948年底，他们带领北岳区委、冀热察区委的干部接管了新解放的张家口（见新浪博文）。

32周年祭之二（上）

父亲1960年从上海调到河北省，任常务副省长兼建委主任。

上任前，在南方考察期间接到通知，让他去北京参加一个中央紧急会议，父亲急飞北京。此行是他1949年南下之后第一次去北京。天覆地、日新月异，父亲在那次北京之行时一定是感慨万千。当时他还曾“驱车问路觅旧踪”，找寻了北京大学红楼，三院礼堂旧址，因为那里有父辈们觉醒年代的见证。

从北京回到上海，在传达中央指示精神的大会上，父亲突发心脏病，病情十分严重。那段时间，上海华东医院比较有经验，抢救及时，稳定了病情。因病不能去河北省赴任，父亲留在上海治疗，直到1962年身体稍好后，才回到河北省。

父亲从1955年到上海之后，成为上海市交通办公室、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从1957年到1959年，作为负责上海城市建筑的副市长，父亲和许多干部、工人一样，全身心地投入了上海的建设事业。几年中他走遍了上海各个重要工厂和建筑工地，竭尽心力，不辞劳苦。特别是在58、59两年，“夜以继日”对父亲来说已是常事。那时他经常有外事活动，有时在工地工作一整夜，天亮之后在车上打个盹、换好衣服就去接待外宾，为他开车的司机师傅都感觉有些疲惫不堪。

1959年，国家急需强大的电能和动力，于是把在上海闵行建立机电工业区和与之相配套的工业卫星城，作为了重中之重。党和政府在闵行吹响了集结号，上海建起了新中国的第一个卫星城，这曾经是世界上建设速度最快的城区，而78天建成的“闵行一条街”，则是当年上海最宽敞的林荫大道，是中国第一条“中华香樟街”，成为了上海人引以为豪的“中国第一街”。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那条街上的工人新村，在当时成了全国的样板：苏、捷式的套间，铺着木地板，并有独立的厨房，以及配有瓷质浴缸、抽水马桶和洗脸盆的卫生间。这些公寓式住房，现在依然实用。

“闽行一条街”建好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各国驻上海使领馆的外交官、国际友人们都曾兴致勃勃地参观过，那时流行过一句话，“到了上海不到闵行，等于没到上海”

对于闵行一条街（以及后来建设的张苗一条街）的建筑风格，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的专家有着一致的看法，他们认为“闵行的规划设计不仅符合社会用途、体现了对人的关怀，而且以定型化与多样化的统一、整洁的街道、优美的绿化、明快的建筑群，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精神面貌“。

父亲曾带着我们，走在“闵行一条街”上，虽然不能完全理解父亲当时的心情，但能看得出他笑容中流露出的满意和自豪。阳光下，父亲的身影投射在宽阔的马路上，显得特别高大。这身影永远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似乎也永远地留在了当年的“闵行一条街上”。

32周年祭之二（下）

因病父亲未能在1960年赴河北省上任，留在了上海治疗养病直到1962年。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期间，父亲回忆起他生病之前的北京之行，也回忆起36年前在北大聆听李大钊讲课和演说的细节，最近我们在父亲留下的一个练习本中，看到了他当时写下的两首诗：

《回忆》
1961年春，华东医院

少年求义到燕京，
红楼之东激情浓。
三十六年山河变，
驱车问路觅旧踪。
追忆往事殊赧颜，
马列主义未精通。
残躯半废不知老，
意气沸腾当年同。

《纪念李大钊同志殉难35周年》
1962.4.28于华东医院

病榻回忆事朦胧，
燕京夜静严寒冬。
封窗闭户悄无声，
北大三院礼堂中。
数百志士静坐待，
等候指示扩襟胸。
小帽短髯皂布袍，
庄严慈祥声音洪。
严正斥驳反动派
国际主义靠工农。
目标指向英日帝，
分清敌我任务重。
年久诸事多模糊，
形象永存心目中。
纪念先烈殉难日，
暮年残病壮心宏。

1926年1月，设于北大三院的中共北方区委党校举办了一个训练班，参加的有北方地区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李大钊在训练班上讲解了农民问题。1926年1月14日　在天安门召开示威大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声讨奉系军阀张作霖。会后举行游行示威。1月21日李大钊出席了北京各界在三院礼堂举行的列宁逝世两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说。1926年1月31日　在天安门继续举行反日讨张国民示威大会。

父亲的回忆让我们知道，1926年这个激奋人心的一月，影响了他的一生。父亲回忆中也曾提到，当时他和训练班的其他年轻人一起，参加了天安门示威大会的纠察队，保护在天安门开会的领导、工人、学生和市民们。
最近得知当时从保定去北大受训的可能还有齐淑容（见“32周年祭之一“）。1925年她在保定女二师上学，是保定学联的领导之一，五卅运动时组织同学们罢课游行、上山下乡宣传革命，齐淑容保定女二师毕业后，也去了北京，据她的后人介绍，她也曾听过李大钊的讲演。
不知当时参加训练班的还有哪些人，很希望这些信息不要永久消失在历史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