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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周年祭之一

父母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这些年来，对父母的怀念一直萦绕在心头，睡梦中僾见忾闻，梦醒时睹物伤情……。仔细阅读父母留下的书信照片等资料时，总是有新的感受，也每每会发现我们不曾知道的更多内容。在父亲逝世32周年之际，随想三篇，寄托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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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牛树才（原名森林，字树材）1923年考上了保定直隶甲种工业学校。在校期间结识了学校的进步学生，参加“曲阳黎明同乡会”、“书报介绍社”等进步团体。“五卅”运动发生后，他积极领导学生罢课，游行示威、上街下乡宣传爱国、民主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被推选为校学生会领导人和保定学联代表，因参加“五卅”运动、领导闹学潮被学校开除。
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转入保定大中职业学校做团的领导工作。同年底，他领导学生反对学校当局贪污腐败的行为，进行罢课，驱逐校长等斗争，再次被开除学籍。次年1月，17岁的父亲赴北京，参加了中共北方区委党校（设于北大三院）举办的一个训练班。

40年后的1964年，父亲收到了老战友王煜文寄来的几张翻拍的20年代老照片（父亲的一些照片当时被家里人烧掉），其中两张是父亲在1925年被学校开除后，同学们辞行时的留念。

第二张照片虽然没有具体日期，但父亲是在被直隶甲种工业学校开除前后加入的共青团，从服装上看，这张照片也应该是在1925年9月份拍摄的。

照片题词：“森、怀、是我们第一次受挫折的”，但至今也不知照片中哪位是题词中的“怀” – 阎怀聘，也不了解他当时的情况，只是从照片看出阎怀聘是与父亲一起被学校开除的。

最近，保定宇良照相馆的后人胡志民先生查找到了百度百科关于阎怀聘的词条，得知被学校开除后第二年，阎怀聘就由组织派遣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一起去的十几人中有9名党员，阎怀聘是其中之一。之后被调往天津做学运工作，曾任青年团天津地委领导成员、顺直省委农委委员，天津市河东区委委员。1929年因叛徒出卖，与彭真、刘仁、张孟旭、李汉光等一同被捕入狱。1936年”西安事变”后，才获释出狱。 “七七事变”后，于1937年10月奔赴延安，途中参加八路军。1939年曾任团政治部主任，后在一次与敌作战中牺牲于山西省。时年33岁。

胡志民先生通过一些人的回忆、照片布景、照片上的题字笔迹等线索认证，上面这两张照片均为宇良照相馆所摄。第一张照片是在甲种工业学校校内拍摄，照片中的老房子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有，当时是市供电局，后成为家属院。
第二张照片中，胡先生还认出了（前排左二）当时在直隶工校学习的高克（高沛霖），他是望都县第一位共产党员。高克后人曾著文《追忆忠诚于党心系人民淡泊名利鞠躬尽瘁的高克同志》。

另外，据父亲讲，寄给父亲照片的王煜文前辈的哥哥，也是甲工同学，应该也是甲工团员之一，但在第二张照片中已经对不上号了。时间久远了，很难辨认出照片中的其他人，这的确是一个遗憾。

十分感谢宇良照相馆为历史留下的诸多影迹，也十分感谢胡志民先生为传承前辈精神所作的努力。

宇良照相馆是胡志民的太姥爷吴宇良先生所创建。这个位于保定西大街的照相馆，是保定早期革命活动的见证。吴宇良先生与一些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家熟识，邓中夏等革命先驱们曾在照相馆留影。当时照相馆经常作为保定革命者活动的场地，高克的入党介绍人刘秀峰在党史回忆录中说，他与高克的谈话，也是在宇良照相馆进行的。

胡志民先生的文章《保定西大街宇良照相馆红色大事记》详细记载了上世纪20年代与照相馆有关的革命活动。

最近得知，两位照相馆的学徒李途与杨国治后来也都参加了八路军，成为晋察冀一分区的红色摄影师。

宇良照相馆所摄的下面这张珍贵照片，可以说是保定早期共产党活动的最好印证，照片中有建党初期的一些著名革命家和烈士。

李沛泽1925年4月至7月任中华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保定分会主要负责人。1925年上半年被选为中共保定市委委员。

这张照片是吴宇良先生拍摄于保定曹锟花园。该照片有四个特点，一是当时中共保定市委（支部）成员包括书记史文彬（第一排左三），张廷瑞（第一排左一）及委员戴培源（第一排左二），张福堂（第一排左四）等均在其中，二是照片中除李沛泽外还有齐淑容（第二排右二）等五名女师学生。三是照片题字公开使用了“同志”二字。四是张廷瑞、戴培源、张福堂、史文彬都是革命烈士。

另外，在《保定人物志》中记载，张福堂1928年6月至7月，出席了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史文彬虽未参加此次会议，但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李沛泽作为旁听代表参加了会议。一张照片中出现3个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相关的重要人物，可见照片在革命历史中的珍贵史料价值。

照片中的齐淑容是齐心的姑姑，1925年在保定女二师上学，是当时保定学联的领导之一。女二师毕业后她转去北京上学，结识了她的丈夫张苏。张苏是父亲的老战友，1948年底，他们带领北岳区委、冀热察区委的干部接管了新解放的张家口（见新浪博文）。

32周年祭之二（上）

父亲1960年从上海调到河北省，任常务副省长兼建委主任。

上任前，在南方考察期间接到通知，让他去北京参加一个中央紧急会议，父亲急飞北京。此行是他1949年南下之后第一次去北京。天覆地、日新月异，父亲在那次北京之行时一定是感慨万千。当时他还曾“驱车问路觅旧踪”，找寻了北京大学红楼，三院礼堂旧址，因为那里有父辈们觉醒年代的见证。

从北京回到上海，在传达中央指示精神的大会上，父亲突发心脏病，病情十分严重。那段时间，上海华东医院比较有经验，抢救及时，稳定了病情。因病不能去河北省赴任，父亲留在上海治疗，直到1962年身体稍好后，才回到河北省。

父亲从1955年到上海之后，成为上海市交通办公室、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从1957年到1959年，作为负责上海城市建筑的副市长，父亲和许多干部、工人一样，全身心地投入了上海的建设事业。几年中他走遍了上海各个重要工厂和建筑工地，竭尽心力，不辞劳苦。特别是在58、59两年，“夜以继日”对父亲来说已是常事。那时他经常有外事活动，有时在工地工作一整夜，天亮之后在车上打个盹、换好衣服就去接待外宾，为他开车的司机师傅都感觉有些疲惫不堪。

1959年，国家急需强大的电能和动力，于是把在上海闵行建立机电工业区和与之相配套的工业卫星城，作为了重中之重。党和政府在闵行吹响了集结号，上海建起了新中国的第一个卫星城，这曾经是世界上建设速度最快的城区，而78天建成的“闵行一条街”，则是当年上海最宽敞的林荫大道，是中国第一条“中华香樟街”，成为了上海人引以为豪的“中国第一街”。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那条街上的工人新村，在当时成了全国的样板：苏、捷式的套间，铺着木地板，并有独立的厨房，以及配有瓷质浴缸、抽水马桶和洗脸盆的卫生间。这些公寓式住房，现在依然实用。

“闽行一条街”建好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各国驻上海使领馆的外交官、国际友人们都曾兴致勃勃地参观过，那时流行过一句话，“到了上海不到闵行，等于没到上海”

对于闵行一条街（以及后来建设的张苗一条街）的建筑风格，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的专家有着一致的看法，他们认为“闵行的规划设计不仅符合社会用途、体现了对人的关怀，而且以定型化与多样化的统一、整洁的街道、优美的绿化、明快的建筑群，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精神面貌“。

父亲曾带着我们，走在“闵行一条街”上，虽然不能完全理解父亲当时的心情，但能看得出他笑容中流露出的满意和自豪。阳光下，父亲的身影投射在宽阔的马路上，显得特别高大。这身影永远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似乎也永远地留在了当年的“闵行一条街上”。

32周年祭之二（下）

因病父亲未能在1960年赴河北省上任，留在了上海治疗养病直到1962年。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期间，父亲回忆起他生病之前的北京之行，也回忆起36年前在北大聆听李大钊讲课和演说的细节，最近我们在父亲留下的一个练习本中，看到了他当时写下的两首诗：

《回忆》
1961年春，华东医院

少年求义到燕京，
红楼之东激情浓。
三十六年山河变，
驱车问路觅旧踪。
追忆往事殊赧颜，
马列主义未精通。
残躯半废不知老，
意气沸腾当年同。

《纪念李大钊同志殉难35周年》
1962.4.28于华东医院

病榻回忆事朦胧，
燕京夜静严寒冬。
封窗闭户悄无声，
北大三院礼堂中。
数百志士静坐待，
等候指示扩襟胸。
小帽短髯皂布袍，
庄严慈祥声音洪。
严正斥驳反动派
国际主义靠工农。
目标指向英日帝，
分清敌我任务重。
年久诸事多模糊，
形象永存心目中。
纪念先烈殉难日，
暮年残病壮心宏。

1926年1月，设于北大三院的中共北方区委党校举办了一个训练班，参加的有北方地区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李大钊在训练班上讲解了农民问题。1926年1月14日　在天安门召开示威大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声讨奉系军阀张作霖。会后举行游行示威。1月21日李大钊出席了北京各界在三院礼堂举行的列宁逝世两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说。1926年1月31日　在天安门继续举行反日讨张国民示威大会。

父亲的回忆让我们知道，1926年这个激奋人心的一月，影响了他的一生。父亲回忆中也曾提到，当时他和训练班的其他年轻人一起，参加了天安门示威大会的纠察队，保护在天安门开会的领导、工人、学生和市民们。
最近得知当时从保定去北大受训的可能还有齐淑容（见“32周年祭之一“）。1925年她在保定女二师上学，是保定学联的领导之一，五卅运动时组织同学们罢课游行、上山下乡宣传革命，齐淑容保定女二师毕业后，也去了北京，据她的后人介绍，她也曾听过李大钊的讲演。
不知当时参加训练班的还有哪些人，很希望这些信息不要永久消失在历史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