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英语中有一个词：“open-minded”，直译为“放开思想地”，或“放开思想的”，这是一种思维方式或对待事物的态度，中文好像没有特别贴切的翻译？

对于我们这些学物理光学的同学，量子纠缠等理解起来不难，因为现代科学理论很多都需要用光学手段来验证。

下面转一篇帖子，是一篇挺不错的科普，注意！！！文章中并不是说神、特异功能、灵魂等一定存在，而是“也可以存在”，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们只能证明什么存在，但不能证明什么（比如神）不存在”

牛顿，爱因斯坦所说的“神”，是广义的，并不是特指基督教中的上帝，或佛教中的鬼，或穆斯林的真主？不同宗教以其不同方式在解释着未知世界，而“灵魂”，“特异功能”，“外星人”等概念，也是人们赋予未知现象或事物的名称而已？

我们对外界的认知会随着科学发现不断提升，需要放开思想，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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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
《我们的认知塌了》
—关于量子卫星的科普文章（已不知原始出处）

当代科技最前沿发现了什么？竟然颠覆人类世界观！ 
我们的世界，因为几个最新的科学，全乱了。

一、搅乱了世界的3项科学成果
（一）暗物质
1、怎么发现有暗物质？
我们原来认识的宇宙的形态，是星球与星球之间通过万有引力相互吸引，你绕我转，我绕他转，星球们忙乱而有序。
但后来，科学家通过计算星球与星球之间的引力发现，星球自身的这点引力，远远不够维持一个个完整的星系。如果星系、星球间仅仅只有现有质量的万有引力支持的话，宇宙应是一盘散沙。宇宙之所以能维持现有秩序，只能是因为还有其他物质。而这种物质，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看到并找到，所以，称之暗物质。

2、暗物质有多少？
科学家通过计算，要保持现在宇宙的运行秩序，暗物质的质量，必须5倍于我们现在看到的物质。

3、有没有观测到暗物质？
现在没有真正的测到暗物质。只是能发现光线在经过某处时发生偏转，而该区域没有我们能看到的物质，也没有黑洞。

4、黑洞是不是暗物质？
不是。黑洞只是光出不来，它发出其他射线，它仍然是常规物质。

（二）暗能量
1、怎么发现有暗能量？
科学家观测发现，我们现在的宇宙，不仅在不断膨胀，而且在加速膨胀。如果匀速膨胀，还可以理解。但加速膨胀，就需要有新的能量的加入。这能量是啥？科学家也搞不清，取名叫暗能量。

2、暗能量有多少？
科学家通过计算，通过质能转换方程Ｅ＝MC2计算，要维持当前宇宙的这种膨胀速度，暗能量应该是现有物质和暗物质总和的一倍还要多。

3、有没有找到暗能量？
目前为止，还没有。

（三）量子纠缠
1、现代科学发现，对物质的研究，在进入分子、原子、量子等微观级别后，意外非常大。出现了超导体、纳米级、石墨烯等革命性的材料，出现从分子水平治愈癌症的奇迹。而最神奇的是——量子纠缠。

2、什么是量子纠缠？
科学实验发现，二个没有任何关系的量子，会在不同位置出现完全相关的相同表现。如相隔很远（不是量子级的远，是公里、光年甚至更远）的二个量子，之间并没有任何常规联系，一个出现状态变化，另一个几乎在相同的时间出现相同的状态变化，而且不是巧合。

3、有没有观测到量子纠缠？
量子纠缠是经理论提出，实验验证了的。科学家已经实现了6-8个离子的纠缠态。我国科学家实现了13公里级的量子纠缠态的拆分、发送。

二、搅乱了的世界
（一）搅乱了的哲学世界。
我们原来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没有神，没有特异功能，意识是和物质相对立的另一种存在。
现在我们发现，我们认知的物质，仅仅是这个宇宙的5%。没有任何联系的二个量子，可以如神一般的发生纠缠。把意识放到分子，量子态去分析，意识其实也是一种物质。
既然宇宙中还有95%的我们不知道的物质，那灵魂、鬼都可以存在。既然量子能纠缠，那第六感、特异功能也可以存在。同时，谁能保证在这些未知的物质中，有一些物质或生灵，它能通过量子纠缠，完全彻底地影响我们的各个状态？于是，神也可以存在。

（二）坍塌了的物理世界。
我们现在所有的物理学理论，都以光速不可超越为基础。而据测定，量子纠缠的传导速度，至少4倍于光速。

（三）崩溃的内心世界。
科技发展到今天，我们看到的世界，仅仅是整个世界的5%。这和1000年前人类不知道有空气，不知道有电场、磁场，不认识元素，以为天圆地方相比，我们的未知世界还要多得多，多到难以想像。

世界如此未知，人类如此愚昧，我们还有什么物事必须难以释

转自：2016年03月30日 09:05 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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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祭英烈，有一种缅怀叫守护

又是一年清明时。万物生发，思念滋长。

在我们缅怀先人、悼念逝者、寄托哀思之时，尤其不能忘记那些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英勇献身的英烈们。但那绝不是靠淡淡的哀愁，或泪水浸泡的悲伤，而是需要深深的铭记和坚定的守护。

因为，唯有铭记，才能感悟英雄身上蒸腾的力量；唯有守护，才能捍卫国人心中的精神高地，守望民族的希望和未来。惟其如此，才能使生前浩气永留人间，逝后英灵安得永眠。

谁在抹黑？

2016年3月3日，“狼牙山五壮士”的后人致信全国人大，呼吁尽快制定保护英烈名誉的相关法律。20多年来，一直有这样那样的人别有用心地质疑、甚至抹黑这段被英雄鲜血染红的历史，但无休止的争议和恶意中伤终究抵不过真实的存在。

1994年7月9日，某报在头版报眼位置打出特大标题——《五人重于泰山，一人轻于鸿毛——当年狼牙山有六人》。该文写道，当时“五壮士”所在的6班不是5个人，而是6个人，其中小商贩出身的副班长吴希顺在敌伪劝降下投降，“被气急败坏的日军用刺刀当场挑死”。

真有此事？NO！这种说法来源于一出叫做《五大勇士》的话剧。该剧借鉴苏联话剧用叛徒烘托英雄的表现手法，把“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搬上舞台时，加工出一个叫吴希顺的叛徒。文章把经过文学加工的话剧当作真实的历史刊载，不料竟至谬误流传，河北、浙江、广东、广西、湖南等地媒体纷纷转载。“五壮士”之一的葛振林和当年第一个采访幸存壮士的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政治部宣传干事钱丹辉知道此事后，立即站出来，证明6班、2排和7连都没有这个人。很快，有关报纸进行了自我批评。

仅仅过了1年，又一则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负面新闻见诸报端。这篇名为《壮歌重唱狼牙山》的文章，认为两名幸存者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因为他们并非“跳崖”，而是顺着崖壁溜下去。这种说法同样遭到亲历者葛振林和《解放军报》的驳斥。

此后，抹黑“狼牙山五壮士”的声音沉寂了很久，直到葛振林去世，海外华文媒体“不失时机”地出现一篇题为《被吹得天花乱坠的狼牙山五壮士的真相！》的帖文，称5位壮士是鱼肉乡里的逃兵，村民向日军告密来剿，并将5人骗上狼牙山绝路……对此，有网友进行了客观评述：“这般说法，新则新矣，却实在是没有半点史料依据可寻，是造谣确定无疑。”

微博兴起后，抹黑“狼牙山五壮士”的言论甚嚣尘上。2013年9月19日，北京某杂志在网上公开发表《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多有不实之处》一文，很快被一些新媒体转载，影响迅速扩大。同年11月8日，该杂志又刊出《“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以下简称《细节》）一文，对这个英雄群体进行“挖墙脚式”的质疑。

“狼牙山五壮士”负面信息发布者，几乎都以“言论自由”作为质疑的挡箭牌。但“言论自由”不能无边无界，胡说八道就可能吃官司。2013年11月23日，网民鲍狄克截取《细节》中的一个“细节”发布微博：“炎黄春秋：狼牙山五壮士曾拔过群众的萝卜”，并附《细节》一文链接。随后，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和《国企》杂志社研究部主任郭松民先后对此事进行评论，痛斥抹黑者。

参加狼牙山地区扫荡的日军163联队官兵在极为难行的狼牙山中行进。

对质疑的质疑

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质疑言论中，“最有分量”的当属《细节》一文。该文引用了不少档案材料，主要从在何处跳崖、怎么跳崖、敌我双方战斗伤亡、是否拔了群众的萝卜等4个方面的细节进行质疑。笔者斗胆，在这里接上几招。

地点：“小莲花峰”VS“棋盘陀”VS“小莲花瓣峰” 《细节》一文称：“关于跳崖地点，就是‘五壮士’的幸存者还在世时，也没有完全一致的说法。”葛振林说跳崖处是靠近棋盘陀顶峰的一个山头，宋学义又说在棋盘陀顶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看再多档案也没用，不如到现场走一走，瞧一瞧，问一问就明白了。狼牙山属太行山脉，呈西南至东北走向，最高峰1105米。它不是一座孤立的山，共有5陀，包括36个大大小小的山包，远远望去，好似一排狼牙直刺青天，故名。不过，除了棋盘陀、大小莲花峰等少数山包因为长得“有型”而拥有形象的名字外，绝大多数相貌平平的山包都是“无名之辈”。所以，葛振林于1957年回忆往事时，对跳崖附近的描述是“一连串的三个小山包”，说不出具体名字。“陀”是相对较大的地理概念，范围较广，往往包括几个山包，棋盘陀就包含了小莲花峰在内。作为副班长，葛振林的回忆更准确，而宋学义的说法稍有差池，但也不能算错，因为在宋学义眼里，跳崖附近的几个山包都可以叫做“棋盘陀”。

《细节》一文说，发现“五壮士”跳崖处不在棋盘陀顶峰，而在“小莲花瓣峰”。实际上，在这之前，官方已认定壮士跳崖处在小莲花峰。1999年，易县政府走访多位当事人后，确定“小莲花峰”为跳崖地点，并建了铁架标记。2014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文件，确认了小莲花峰，更是权威的“官方认证”。在《人民日报》等媒体刊载的《国务院公布第一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中，“小莲花峰”的名字也很容易查到。至今矗立在棋盘陀顶峰的“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是1986年落成的，当时官方尚未认定五壮士跳崖处是小莲花峰，所以建在棋盘陀并无不妥。

《细节》给人的感觉，似乎作者发现了“新大陆”，其实哪用得着他去发现？倒是笔者担心《细节》作者“因细失大”，没有看到，否则怎会把“小莲花峰”写作“小莲花瓣峰”呢？

《细节》对这一细节的质疑给人的暗示就是官方在“说谎”，而事实证明，不管是当地政府的立塔行动，还是国务院的公开认证，官方是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的。

动作：“跳崖”还是“溜崖” 《细节》引述1995年发表的《壮歌重唱狼牙山》一文，说葛振林和宋学义之所以“幸存”，是因为他们并非“跳崖”，而是“溜崖”。这篇文章的依据，主要来源于当年“五壮士”所在1团政委陈海涵的夫人陈逊，但她既非亲历者，也非目击者，所知只能是“听说”，已经是“三手”信息。因此，该文在细节上漏洞百出。而且这篇文章没有具名，大概是心虚、怕挨骂吧，毕竟当事人还在世。

《细节》说葛振林等人对该文进行了全面批驳，“但‘溜’的说法却未见反驳”，这恐怕是其孤陋寡闻了。当年，葛振林针对“三跳两溜”的说法，发表了如下严正声明：“这和去年‘狼牙山六人说’一样纯属捏造，是对五壮士的攻击诬蔑。”

《细节》试图进一步证明葛振林和宋学义是“溜崖”而非“跳崖”，于是引用了葛振林的几段自述：“跳下去以后，身子一挨到树，手不由自主伸出来，去抓树枝子……”（1957年）；“当年我和宋学义纵深跳崖，苏醒过来，忍着伤痛爬上坡……”（1995年）；“我就往这边跳了，跳下去了以后啊，一层一层的树……”（2005年）

每一次回顾往事，葛振林明明都说自己是“跳”崖，《细节》却选择性失明，硬要往“溜”字扯，实在令人不解。《细节》引述20多年前地方报纸一篇不靠谱的旧文，重提“溜崖说”，有意无意给人传递一种感觉：葛振林和宋学义胆子小，不够英雄，以损害两位幸存壮士的光辉形象。

其实，事后，宋学义的腰就没直起来过，左眼也被刮伤了，所以1944年便退伍，后半生一直靠“腰卡”（一条帆布子弹袋缝入钢板制成）支撑上半身度过，一生务农。他去湖南看望老战友葛振林时，葛振林夫人王贵柱对宋学义的印象是：“腰不好，走路很慢，要扶着墙走。”1971年，宋学义过世，年仅53岁。

伤亡：5500还是84、224 关于日军1941年对晋察冀军区进行扫荡双方的伤亡情况，《细节》引述了2组数据。一组来自中方：“歼灭日伪军5500多人”；一组来自日方：“战死84名，负伤224名”。如此对比，似在告诉人们——八路军吹牛，夸大战绩。

《细节》喜欢抠细节，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档案材料中的“伪”字。日军难打是出了名的，所以八路军歼灭的敌军以伪军居多，在统计战果时，出于鼓舞士气等需要，一般将日军和伪军合计。当时，参战日军有6万余人，伪军也有1万多人。《聂荣臻年谱》记载“共歼灭日伪军5500多人”，而日军称自身伤亡308人，数据出现不一致并不奇怪，因为“消失的人”多为被歼伪军。

进一步说，《细节》所引日方伤亡数据只是来自于第110师团，而参战日军至少有3个师团。另外2个师团（第21、33师团）的伤亡情况在《华北治安战》中没有记录，但这并不等于没有死伤。《细节》引证中方资料，用的是“全部数据”，引证日方资料，却只用“局部数据”，一致的也只能是不一致的结果了。

退一步说，战争双方的伤亡统计数据不一致，这其实是军战史常识。不要只戴着显微镜盯着狼牙山，不妨换上望远镜去瞅瞅古今中外的战史，就会发现，作战双方对同一次战事伤亡数据统计结果往往不同，完全一致的情况极为少见。

萝卜：挖了？吃了？ 《细节》引述葛振林的回忆说：“刚才忙着打仗不觉得累，这会歇下来，才觉得又饿又渴，特别是渴得难受。正巧山地里有些散种的萝卜，我们顾不得了，每个人拔个吃着……”《细节》抓住当事人大段回忆中的一鳞半爪，如获至宝，无限遐想，把“挖萝卜”事件提升到八路军不遵守群众纪律的高度。

葛振林早在1957年就留下如上口述，此后半个多世纪，从来没有人觉得八路军打日军没饭吃没水喝时，挖几个散种的萝卜吃有多严重的问题。可到了《细节》这里，就成了八路军不顾群众纪律了。网友“令狐锋之一剑飘红”说：“作为一个狼牙山下长大的人，我知道先人为了抗战的奉献到了悲壮的地步，萝卜算什么？狼牙山的萝卜也成了某些人给五壮士泼脏水的‘武器’，真是有点吹毛求疵了——这样的人居然是媒体人，汗颜!我感到确实是别有用心!”

值得一提的是，已经有人去狼牙山实地察访过，得到的情况是：“只要有个籽就会结果实，萝卜并不是老百姓特意种的。”

日本报纸当时对“狼牙山之战”的报道。 萨苏 提供

“黑历史”的“黑手法”

《细节》对“狼牙山五壮士”4个细节的质疑，本身就值得质疑。更重要的是，尽管《细节》对一些细节提出了质疑，但没有也不敢否定最基本的事实——5位壮士宁死不降。《细节》为什么要“丢西瓜拣芝麻”呢？郭松民接受采访时指出：“用细节否定本质，用细节上的差异来否定历史的大是大非。”

除此之外，《细节》还惯会利用当事人陈述同一件事的不一致进行所谓的质疑。然而，人的记忆会出错，这并不为怪。再者，这些不一致的地方，多是不痛不痒、无关宏旨的细节。葛振林与宋学义，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后来只见过4次面，见面时也很少聊当年往事，没有仔细比对回忆，减少回忆的差错，结果被一些人加以利用。

按照某些人的臆想，亲历者没有做到回忆一致，共产党的宣传人员也会“补救”。那么，为什么葛振林与宋学义等人的回忆就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呢？殊不知，共产党是允许这种“不一致”的，目的就是保持历史的全面和客观。

笔者有例证在手。比如，叶飞与麾下支队长陈挺在1936年“南阳事件”中遇险，跳崖侥幸得脱，但具体细节众说纷纭。不少文章说陈挺背着叶飞跳下陡崖，也有人说陈挺开始潜藏在密林中，等敌人散去才救下叶飞，但叶飞和陈挺的回忆录都不是这样：叶飞说陈挺随后也跳了下来，陈挺则说他和叶飞遇险时不在一起，他先回到部队，叶飞第二天才到。可见，这件事比“狼牙山五壮士”的“不一致性”复杂多了。

对这种分歧，叶飞于1982年12月7日接见闽东党史工作者时说：“我跟他（陈挺 笔者注）对证，他还是坚持他的……记忆这个问题，也不是绝对的。因此，建议你们整理历史资料时，不要强求一致，但要注明是谁说的，这样就行了，说的人负责，这样的资料保留下来有好处。”

日本人怎么说

《细节》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敌方的人员，他们也是目击者，但目前缺乏他们关于此事的陈述。”然其文中引述的日本人编著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就有两个日军总结此次“扫荡”对“共军”印象的细节——“负责掩护主力退却的部队，即使兵力薄弱，也必进行顽强抵抗”“共军哨兵在退却之际，有故意向与主力相反方向退避的倾向”。日方写下这两条时，尽管没有直接指“狼牙山五壮士”，却肯定了这类事件的普遍存在。

笔者电话采访国内以收集日军史料见长的名家萨苏，竟意外获其无偿提供了一些日方关于“狼牙山之战”的资料。

萨苏提供的8份资料中，最有价值的是日方当年的两张报纸。其中一张报纸的标题为《山西省境内壮烈的扫荡——消灭狼牙山战败的敌人》，作者是驻石家庄的特派员矢岛。报道记述了日军的英勇和战绩，动不动就歼灭八路军游击队7000人、3000人，至于零散消灭的，就没“资格”进入有限的版面了——包括“狼牙山五壮士”。这不难理解：八路军对狼牙山3名烈士和2位壮士的宣传和纪念有一个过程，日军将5人逼下悬崖时，尚不知此事，不可能在即时报道中特别记上一笔。直到1943年9月，日军再次扫荡时，发现狼牙山有一座“三烈士塔”（1942年7月落成），才知道此事，并架炮摧毁。

萨苏告诉笔者，1941年晋察冀军区在迎击日军“扫荡”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狼牙山五壮士”只是其中之一，但由于典型只能有一个，其他人和其他事再感人，也只能受点儿“委屈”，结果鲜为人知。萨苏提供给笔者的另一张报纸《朝日新闻》，就记载了当时发生的一件感人事迹。该报道标题为《连结婚戒指都有抗日的字样》，文章称日军打死了一名八路军干部，发现其手上戴着一枚结婚戒指，内圈刻着4个字——“抗日救国”。

如果把视野从狼牙山转向广阔的抗日战场，就会发现我军还有许多“跳崖壮士”：

1940年夏，天津蓟县盘山根据地莲花峰，7名八路军战士纵身跳崖，只有马占东一人幸存；

1942年12月，河北涞水县曹霸岗村鸡蛋坨5名八路军跳崖，1名排长未及跳崖中弹身亡，其余4人继续跳崖牺牲；

1943年春，北京房山十渡镇老帽山，6名八路军战士纵身跳崖，全部牺牲，没有一个留下姓名；

1944年3月，内蒙古宁城县山头乡李营子前山，50余名八路军集体跳崖，9人牺牲，只有3人留下姓名；

……

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1942年底在河北涞水县跳崖的王文兴。他年仅18岁，因有恐高症不敢跳，便用白毛巾蒙上眼睛……藏在对面洞里的人目睹了这一幕，第二天找到他尸体时，白毛巾仍然蒙在眼睛上。

如果只有一个“狼牙山五壮士”，可能是偶然的，但出现了那么多“跳崖壮士”，绝对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民族不朽魂魄的挺立，这是一支军队铁血基因的传承。

面对那一支支射向英雄的“毒箭”，我们不能冷漠无视，更不能无意中沦为阴谋者的帮凶。守护英烈的精神和荣光，为英雄形象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这才是我们对他们最大的敬意和缅怀！

■许　述　唐文超

来源：《国防参考》微信公众号作者：刘明福责任编辑：吴昊

2015-08-29 09:520

摘 要

中国有句古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用来形容美国，那就是：不识中国真面目，只缘心在偏见中。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偏见，屡屡导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误判。二战结束后的70年来，美国对中国的重大战略误判就有6次之多。

美国缺乏“中国通”，美国常是“中国盲”。中国为什么对美国来说总是一个谜？美国为什么老是读不懂中国、看不透中国、判不准中国？

《环球时报》2008年5月20日第11版的《在亚洲，美国为何总收获失败》一文中指出：“美国的亚洲外交似乎总是处于‘失败——总结教训——再失败——再总结……’的无休止轮回中。在欧洲屡试不爽的均势战略、民主改造、和平演变等手段，在亚洲不是遭遇失败，就是收效甚微。”

“比较美国的欧洲与亚洲战略，欧洲战略显然更为成功。诸如取代英国坐稳世界霸权、坐收两次世界大战‘渔翁之利’、马歇尔的‘欧洲复兴计划’、建立北约、成功改造德国、演变东欧和苏联，直至取得冷战胜利，达到弗朗西斯·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

“作为欧洲移民国家，美国的欧洲战略之所以相对较为成功，在于美国对欧洲的认知和理解相对较为准确，文明与制度的相似，使其战略获得欧洲认同的程度也较高。相反，亚洲地缘政治复杂，文明与族群多样，宗教信仰与价值观念多元，社会制度差异普遍存在，亚洲是全球性、地区性矛盾汇集之地，而美国对真正的亚洲却缺乏了解，以致不断制造‘文明冲突’。美国或许可以成功地担当西方的领导角色，但却无力领导亚洲。”

中国专家的上述分析，很有见地。美国能够摆平欧洲、美洲、大洋洲，就是不能摆平亚洲。对于美国来说，亚洲是一个谜，中国更是谜中谜。美国在亚洲的失败，基本集中了美国外交失败的记录。而美国对中国的误判，又成为美国在亚洲所有误判中最带有战略性和经典性的误判。那么，在中国，美国为什么总是收获“误判”？

《洛杉矶时报》曾经提醒美国政治家：中国是一个既让人害怕，又让人着迷的国家。美国必须找到正确的中国政策，不仅在这周不能犯错，这个月不能犯错，这十年不能犯错，即使在未来一个世纪，也不能在对华政策上犯错。

中美关系，每天都不能犯错误。为什么？因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无与伦比。

但是，人们看到，美国在中美关系上，总是“习惯性地犯错误”，总是“犯习惯性的错误”，美国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犯错误已经形成一种习惯”。

2004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主办的“政治文明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美国的华裔学者洪朝辉指出：自1980年代末以来，西方理论家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解释与预测，无不失败。

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曾说：“专家们对中国未来进行预测的记录之糟糕，是人们想象不到的。”

中国有句古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用来形容美国，那就是：不识中国真面目，只缘心在偏见中。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偏见，屡屡导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误判。二战结束后的70年来，美国对中国的重大战略误判就有6次之多。

 

第一次误判：共产党和国民党，谁能赢得中国？

二战后，中国的第一个问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究竟谁能赢得中国？而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的战略误判，导致其作出“扶蒋反共”的错误决策。

早在1944年7月至1945年3月，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就多次接见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毛泽东曾经与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多次讨论战后中国可能出现的形势和对美国政策的建议。

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取得成功的希望甚微，国民党不可能对政府进行令人满意的改组，国民党反人民的政策必将导致战后中国的内战，而中国共产党将反对内战。毛泽东希望美国不要给蒋介石提供先进武器打内战，不要支持国民党的腐朽政府。

当时，美军观察组向美国国内提供了大量军事、政治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指出：“共产党由于得到当地百姓的完全支持而变得越来越强大。”他们甚至断言：“无论我们向现在这样的国民党政府提供多少物资和供应，那些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总有一天要接管中国。这也许要用一年或许多年的时间，但他们终将控制这个国家。”

因此，观察组反对美国政府片面支持国民党的政策。他们认为美国“不能无限期地担保一个政治上破产的政权”。他们向美国政府建议要给延安以援助，以便“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政策和目标”；他们认为，“这对美国来说是有长期的重大关系的”。

在美国和中国的军事合作中，美国方面的代表史迪威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我以我所见到的一切来判断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腐败、失职、混乱、经济困窘、苛捐杂税、空话连篇、没有行动、囤积黑市、与敌通商。共产党的纲领：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说到做到。”但是，这些理智的结论和主张未能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和争论，朝向“扶蒋反共”的方向转变。

1944年11月17日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在1945年2～4月回美国述职，4月2日，他在离开华盛顿前夕举行记者招待会，把中国共产党称为“军阀”，声称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而不是中国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武装的政党”。这种主张渐渐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

1945年4～5月间，是美国对华政策决定性地倾向于国民党一边的关键时刻，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拐点。此时的美国，在即将战胜德国和日本的情况下，在战后对付苏联的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在美国国内反共气氛开始猖獗、美国国务院中与中国有关系的人员大换班的情况下，美国“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大格局基本确定。而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警告说：“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这时候还没有点美国的名字。

但在1个半月后的6月11日，毛泽东在七大闭幕词中就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毛泽东在美国1945年上半年“扶蒋反共”政策正在形成的时候，就警告美国“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论断丝毫不差。美国政府花费超过60亿美元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阻止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新中国的图谋，最终以失败告终。美国这次错误的结果和失败的代价，就是失去了中国，得罪了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美籍华人学者邹谠在他的著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一书的 “前言”中说：“衡量失败的标准，并不是中国的丧失。任何人都不会丧失他从未占有的东西……然而，如果用美国的目的、意图、利益衡量其政策，那么，美国的政策是失败的。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中国曾经是美国的盟友；在朝鲜战场上，共产党中国打败了美国军队，并且作为强国出现在世界上。”

“从送交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到北朝鲜进军前夕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中国政策的失败，是由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所决定的，这就是目的和手段之间失去了平衡。美国曾经幻想并且相信，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将成为一个大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将建立联合政府……”

著名的美国国际问题专家摩根索在为《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一书所作的“序”中说：“对我们集体的自我意识来说，‘丧失中国’是真正的创伤体验。它造成了类似神经病和精神病的症状，并且使人想起神经病和精神病的区别：神经病患者相信二加二等于五，而精神病患者则知道二加二等于四，但是却对此闷闷不乐。讲到中国，美国人就分成两类，一类患了神经病，另一类则患了精神病。只有为数极少的、其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少数人，敢于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正视这个历史事实。这样做意味着正视我们自己，揭示我们判断的错误和行动的失误，因而发现，‘丧失中国’的原因既不是疏忽大意，也不是一伙可以指认的替罪羊的叛国行为，而是我们自己，是那些表达了政府意向和民众意愿的政策”。“我们的中国政策的缺陷，揭示了我们外交政策的一种风格，它深深扎根于我们的民族特征”。

在大战略家摩根索看来，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预测和错误决策，根源在于美国领导集团中有两类“政治病人”，一类是“精神病患者”，一类是“神经病患者”。有了这两类“病人”，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就必然思维错乱。

 

第二次误判：中国人敢出兵朝鲜吗？

中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国家。这使得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也具有传奇色彩。在朝鲜战争中中国是否出兵，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同年9月15日，美国军队在朝鲜仁川登陆，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向中国边境挺进。

10月3日凌晨1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郑重提出两点意见，一点是：“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我们要管。请将此点报告贵国政府总理。”另一点是：“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不但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而且有关国家必须在联合国内会商和平解决的办法。”

尽管新中国领导人发出清晰严厉的警告，但是美国的政治家和前线统帅，都认为新中国根本没有胆量和力量与美国军队作战。美国方面在10月3日当天，就收到了潘尼迦通过外交途径转来的中国信息，但是对其不以为然。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这仅仅是中国的一个“警告”而已，并非中国“国家政策的官方声明”。美国总统杜鲁门也认为，中国出兵进入朝鲜参战的“可能性很小”，“不足为患”，美国对这场战争已经“赢定了”。

1950年10月4日，美国通过驻印度大使转达美国政府的回应，一方面表示美国无意与中国冲突，不会危及中国的安全；另一方面又杀机毕露，威胁中国不要低估美国全力支持太平洋地区国际和平的决心。于是，美国继续挺进“三八线”。

杜鲁门的女儿在为他的父亲撰写的传记中写道：当时杜鲁门问麦克阿瑟将军：“中国或苏联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如何？”麦克阿瑟将军回答：“可能性很小。”并且说，“要是他们在头一两个月内进行了干涉，那倒是有可能决定战局的。我们现在不再担心他们干涉了。我们无须毕恭毕敬地站着不动。中国人在满洲有30万军队，其中也许不到10万至12.5万人部署在鸭绿江沿岸。只有5～6万人可以渡过鸭绿江。他们也没有空军。既然我们在朝鲜有自己的空军基地，因此，如果中国人试图攻下平壤，那一定会遭到最大的伤亡”。

麦克阿瑟后来在回忆录中说：“由于我们基本上无敌的空军具有随时可以摧毁鸭绿江南北的进攻基地和补给线的潜在威力，所以我本人军事上的估计是，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军事指挥员会冒这样的风险把大量兵力投入已经被破坏殆尽的朝鲜半岛。这样，他们要冒的由于给养短缺而毁灭的风险就太大了。”

在朝鲜战争中，新中国的对手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强国，1950年，美国的钢产量是8700万吨，中国只有61万吨。美国军队一个师有959门火炮，140多辆坦克，3800多辆各种车辆。志愿军一个军只有522门火炮，临时配备有100辆左右汽车，没有坦克。制空权和制海权都在美国军队手里。

毛泽东在谈到朝鲜战争时说：“朝鲜战争，在开始的时候，美国一个师有800门炮，中国志愿军3个师才有50多门炮。但是一打就像赶鸭子一样，几个星期就把美国人赶了几百公里，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以南。”

1950年10月1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与美军统帅麦克阿瑟会谈后，发表广播讲话说：朝鲜共产党进行有效抵抗的力量不久就要结束了。美国错误地认为，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力军力薄弱，根本不敢出兵迎战。麦克阿瑟声称，要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结束战争。

结果，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美国上将克拉克后来无可奈何地说自己是美国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将军。

　　

第三次误判：苏联解体，下一个垮台的是中国

冷战结束以后，“历史的终结”成为西方的一种政治结论。苏联垮台以后，中国将是“第二个苏联”，也成为美国政治家们的坚定信念。但是，历史又一次愚弄了美国。今天的人们已经看到了结果：在苏联解体以后，中国崛起了。中国为什么没有成为“第二个苏联”？反而是美国陷入了空前的危机？

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美国的一些战略家认为，“中国正处在疆土分裂、政治崩溃或民主革命的边缘”，下一个垮台的国家应该轮到中国了。冷战的胜利，使美国政要们欢欣鼓舞。

尼克松出版了《1999：不战而胜》，布热津斯基出版了《大失败》，虽然他在《大失败》书里，在对相关国家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类比中，承认中国的发展好于印度，但是仍然断言，到20世纪末社会主义将彻底失败。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宣称：“西方和西方观念的胜利首先明显地表现在，根本没有能够替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可行的思想体系。所以，世界不管怎样都将变得更加‘西化’。”

在福山看来，没有任何政治价值能够和西方的自由民主竞争，苏联的解体说明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世界历史的最后一站。而西方民主的扩张，也似乎证明了“历史的终结”不是虚言。人们看到这样一张“世界民主国家版图”，那就是，苏联的解体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所谓第三波“民主政治”推向了高潮。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图为基辛格到达北京南苑机场与前来迎接的叶剑英<

根据统计，世界“权威主义政体”从1975年的68.7%下降到1995年的26.2%。而在同一时期，世界的“民主政体”从23.8%上升到47.6%。而部分“民主政体”也从7.5%上升到26.2%。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中国不走西方之路还有出路吗？

而历史的精彩就在于，“历史的终结”并没有终结中国的历史，新的创造性的历史在中国开始了。中国在僵化的苏联模式和危机的美国模式之外，走出了自己的一条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这条新路振兴了中国，繁荣了世界，也震动了美国。

中国为什么没有成为“第二个苏联”？

美国在冷战后对中国前景的预测为什么又成为一个新的错误判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没有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苏联僵化社会主义的重大区别，没有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美国特色资本主义的重大区别。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再到今天的习近平，都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无论在对苏联，还是在对美国这两个大国的战略竞争中，都具有优势的真正秘密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了美国和苏联两种主义的积极成分，再加上中国的好东西。中国是采世界百花之精，酿中国特色之蜜。

中国是集中世界各种主义中的精华来振兴自己，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美国则要用自己国家的一个主义来更新世界，美国路子只会越走越狭窄。

第四次误判：“市场化”必然使中国“自由化”

改革开放将导致中国和平演变，中国将沿着市场经济大路，在与世界接轨中，进入西方轨道——这是美国对中国的又一次战略误判。

西方看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说明中国接受了西方创造和主导的现存国际经济秩序。冷战后美国的历任总统，都坚定地相信，随着中国自由市场的发展，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治”会软化和消失。但是，令美国人大惑不解的是，中国实行市场化，却没有“自由化”，没有被“西化”！

美国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在2010年出版的《拒绝道歉》一书，是他竞选总统的政策宣言书，也体现了他对美国战略困境的思考。他说：“我本以为会看到许多中国人不满中共的统治，并且对于西方的自由抱有强烈的向往，但是当我2006年在清华大学与中国学生交流时，我发现他们似乎更热衷于学习美式企业的经验，而不是促进美式自由。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当胡锦涛主席准备致辞时，观众席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这也许是中国民族自豪感与新经济机会的体现。”

应卡特总统的邀请，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时任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受到了美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

美国《洛杉矶时报》曾经刊登文章：《理解中国——西方错估中国已数十年了》，作者马丁·雅克指出：“中国拥抱了市场经济，但是它避开了西方式自由。”“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现代化进程必然导致西方化。但是，影响现代化的不仅仅是市场、竞争和技术，还有历史和文化。而中国的历史文化迥异于任何西方国家。”“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中国，就必须超越西方现实、经验和概念的局限。”

只要中国实行“经济市场化”，就必然走向“政治自由化”——这一西方定律在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误判，是由于美国人没有看到市场化和西方化的本质关系，没有看到市场经济与西方民主模式可以分离，经济上与西方接轨，不等于政治制度一定要与西方接轨。

中国按照自己的国情进行经济市场化，但是没有按照美国的模式进行“政治民主化”。市场经济，是人类发展到现在相对有效的一种创造财富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与资本主义制度结合，也可以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过去，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资本主义就必须消灭市场经济。后来认识到，社会主义也必须建立和发展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

但是，当社会主义解放思想、纠正对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误解后，资本主义国家却陷入一个新的误解，就是认为市场经济只与西方政治体制相联，一个国家只要在经济体制上搞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体制上就必然成为西方式的政治体制。因此，谁搞了市场经济，谁就必须和必然搞西方的政治体制。

西方认为，市场经济必然产生西式“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是“民主政治”之母，中国市场经济化，必然是“民主政治”化。而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就是只要市场经济，不要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成功实现了市场经济与西方模式的“民主政治”的分离。

在中美政治博弈方面，西方社会主流观点曾经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富裕起来以后，必将出现西方的“政治自由化”，中国将作为温和的大国对于世界政治经济发挥建设性作用。

冷战后，美国在一段时间内之所以对中国崛起听之任之，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精英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就是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市场化就会导致“自由化”，全球化就会加速“美国化”，会使美国价值观风靡世界。

小布什和克林顿总统，都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他们将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看作是改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途径。他们都把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作为输出美国价值观的载体。但是这是重大的理论误解，会导致重大的政治误判。

一些美国学者反思认为，中国模式已经对美国的政治“软实力”构成挑战。他们认为，中国“享受市场经济红利却未实现民主化”，在亚洲造成“消极示范效应”，削弱了美式民主的号召力和美国在亚洲的地缘影响力。现在，欧洲和美国的精英们开始认为，中国在经济发展后，价值观也将与美国和欧洲接近的预测不过是天真的幻想。

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破除了只有西方民主能够救中国、救世界的神话。而世界民主进程的发展，也说明在全球推行西式民主的失败。根据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差不多有100个国家，从“权威主义政体”转型到“民主政体”。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少于20个国家的“民主转型”比较成功。一些转型国家，实际上是处于无政府状态。

事实说明，在西方国家，“民主”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被强力推行的西式“民主”往往与政局动乱、落后贫穷联系在一起。美国锁定一些所谓非民主或者欠民主国家，不惜采用武力手段对他们进行“民主救助”，结果多是灾难性的。

应卡特总统的邀请，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时任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受到了美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图为1979年1月29日,美国总统卡特和邓小平在华盛顿白宫会谈前交谈。

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中国，将超越两党轮流执政的美国。这使西方政治制度的唯一性和神圣性不仅受到空前挑战，而且必须从“神坛”走下来，成为世界多样化政治制度系列中的一种普通模式。

 

第五次误判：中国将在“崛起”中“崩溃”

“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只能做“普通大国”，永远不会成为“世界大国”，认为中国必然会在崛起的过程中崩溃。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崩溃论”一直流行美国、误导世界。“中国崩溃论”是对中国的误判，是对美国战略决策的误导。

即使像布热津斯基这样的大战略家，对中国崛起的误判也是惊人的。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一书中指出：“任何诸如此类关于‘中央王国’必然复兴而成为主要的全球性大国的预测都存在种种缺陷。……有人不久前就犯过这种错误。他们预言日本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并且预言日本必将成为新的超级大国。……现在，那些声称并且害怕中国必然会成为世界大国的人正在犯着同样的错误。”

“总的说来，即使到2020年，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中国也不大可能在全球性大国的主要方面真正具有竞争力。”

2011年，布热津斯基在他的新书《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中纠正了自己的误判。他说：“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实力的发展，中国在未来会挑战美国的全球领袖地位。考虑到中国最近的表现以及历史成就，那种认为中国经济会突然停止的想法是草率的。回想1995年的时候（实际上，这一年是中国30年经济腾飞的中间点），有几位杰出的美国经济学家竟然提出，中国到2010年会像苏联那样落入同一条可怕的阴沟，因为苏联在30年前的60年代宣称自己到了1980年就会超越美国的经济实力。如今，即使疑心最重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真实的，很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阅读这两段话，感觉就是在预测中国的问题上，当时的布热津斯基在批评15年前的布热津斯基。

旁观者清。2010年3月29日俄罗斯《专家》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全速前进》，该文作者强调：“错估中国是西方重大战略失误”，“没有正确地评估中国的潜力和野心，这恐怕是西方近20年来所犯的重大战略失误”。

“多年来，西方重要战略家一直在自欺欺人。‘中国很重要吗？’——这是1999年美国著名杂志《外交》中一篇文章的题目，该文作者是被公认为‘中国通’的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专家杰拉尔德·西格尔。他预测，‘中国仍然将是一个普通大国’，他的预测受到华盛顿的认同。其实，他们都无视了中国在应对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所表现出来的超乎想象的坚决和深思熟虑。”

“中国在危机后变得更加强大和成熟。”

“美国人只能安慰自己：中国仍然不太强，它永远不会成为世界大国。但是10年过去了，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统计，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的GDP从1999年的4.8万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8.8万亿美元。中国以最小的损失挺过了2007～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而且并不打算停下发展的脚步。”

“根据美国估计，美国能够在战争中打赢中国的最后期限是2017年。况且，如今美国根本不想与中国交战。同时，它也不知道如何用和平方式控制中国。”

“中国在10～20年后会成为全球领导者吗？它到底有多强大？它的弱点又在哪里呢？”“不论是欧盟还是美国，西方文明地区的没落，将使中国更有机会在最近30年内，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领袖。但是现在对于这一点妄加猜测是没有意义的。眼下中国还需要好好努力。”

美国的骄傲和对中国的偏见，决定了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潜力和崛起的能力不可能有正确的评估。从1997年到2012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出台了5个“全球趋势报告”，四年一度的《全球趋势》报告，以预测未来15年为目标。美国从经济上预测中国，开始是集中在中国能否实现经济现代化，后来是重点关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衰退的可能性以及将会带来的后果。

在1997年美国发布的《2010年全球趋势》报告中，认为中国政权将继续面临税收困难，由于70%的人口在农村，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发展现代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00年发布的《2015年全球趋势》报告，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也并不看好。报告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需要进行的结构性调整，经济全球化提出的更广泛的要求，还有方兴未艾的信息革命，都将在中国引发更多更新的社会和经济动荡。

但在2004年发布的《2020年全球趋势》报告即指出，“中国以庞大的人口为基础，到2020年将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看出的是，美国在2004年仍然严重低估了中国的发展潜力，中国提前10年成为了世界第二。

 

第六次误判：中美关系是“第二场冷战”

美国在21世纪的最大错误，就是遏制中国、包围中国。

美国一些人总认为中国崛起后会成为“第二个苏联”，强大起来的中国会像当年的苏联那样与美国争霸；美国认为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第一以后，会在全世界像美国那样称王称霸。以美国之心度中国之腹，使得美国一些人非要把正在崛起的中国定性为“第二个苏联”，非要把中美关系搞成“第二场冷战”。

虽然，在美国也有一些有识之士不赞成这样的冷战思维，例如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就提出，要建立中美“太平洋共同体”。但是现在人们看到的是，美国正在加紧构筑“太平洋封锁线”“太平洋包围圈”。美国在战略误判的指导下，正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美国今天误判中国的焦点问题是：中国到底是谁？中国会是“第二个苏联”吗？中国会成为第二个美国吗？其实，中国的基本国策就是永远不争霸、永远不称霸。

21世纪的中国，不是一个与美国搞冷战的“新苏联”，不会成为“第二个苏联”；中国不是一个要称霸世界的“新美国”，不会成为第二个美国；中国就是中国，中国是一个超越美苏冷战、超越美国霸权、也超越自己的一个21世纪新中国。这三个超越，就决定了21世纪的中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超越了“帝国国家”“霸权国家”的“强而不霸”的新型国家。

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没有英国帝国印记、没有苏联霸权痕迹、没有美国单边主义特征、也没有中国古代朝贡思维的新型国家。中国的崛起，将让世界告别帝国传统、告别霸权时代，将开辟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无帝国、无霸权的新时代。

在21世纪上半叶，美国的最大错误，就是遏制和包围中国，因为这将浪费美国最大的战略资源，不仅给中国、也会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不幸，是损人也害己的行为。

美国是不是没有“中国通”呢？美国在二战后，在对中国问题的判断和决策上，的确是错误的判断多于正确的判断，错误的决策多于正确的决策。面对中国这张考卷，美国的考试成绩很低，也可以说是不及格的。从这一点来说，美国的确缺乏“中国通”。

西方世界对中国的预言和判断，只有两次是成功的。一次是拿破仑的“中国论”——就是认为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醒来，就会震撼世界。现在看来，这个预言是正确的。中国这头“睡狮”，真的已经醒来，已经震撼世界。第二次是尼克松的“中国行”，他认为现代世界不能把红色中国隔离在外，他亲自走上打开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成为创造历史的人物。而美国今天的政治家依然在享受这次破冰之旅的战略红利。

评论：这是一篇非常有哲理的战略分析文章，从国际格局来观察中国的国际战略是正确的。但是，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自身的毛病如何治疗，需要有一个更加正确和创新的国内战略呀！

转自YANXIN博客

1941年反扫荡，早在8月初，杨成武未雨绸缪，已经预先将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那些没有战斗力的文职干部进行了疏散。这些干部，当年就像后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样，或者有组织隐蔽（大都是不熟悉易县本地地形的外地干部）、或者分散隐蔽（几乎都是易县参加八路军的本地干部）。但是在日伪军大扫荡的反复冲击中，一个月后，到9月初，原属于“有组织集体隐蔽”的那些外地干部，许多人已经与大队失散，在三三两两的自由聚集起来自己游荡。

细心的人如果总结这段历史，可以从中发现明显的历史差异。

在1941年大扫荡以前的1939、1940两年，杨成武都是亲自率领一分区机关大队进行转移。而且，1939、1940这两年转移的地点，都是完县与唐县的结合部，毗邻葛公村的洪城村一带。唯独1941年的这次反扫荡转移，杨成武已经明显感觉到形势的严峻与危机，所以由他亲自带领转移的队伍被大大缩小，从原来的两百多干部减少到五十余人。这五十余人，只涵括了三种人：党政军的领导干部，掌握电台和密码、文件的机要干部，以及帮助掌握部队、指挥作战的军事辅助干部。没有独立作战能力的政工干部不涵括在内。

鬼子的大扫荡在即，一分区政治部那些没有武装的干部们都在哪里？

他们在政治部总支书记朱利的带领下，上了狼牙山，跟邱蔚带领的一团团部的干部们在一起。在朱利带领的这些集体行动的政治部干部中，基本上都是由不熟悉易县地形、也不熟悉易县当地口音的外地干部组成。

那些易县本地参加八路军的干部都在哪里？

他们大都选择了自己寻找地方的隐蔽方式。而他们选择的地方，是由易县本地人组成的二十五团控制的地区，易县西部的富岗、牛岗一带。那时有传言说：担任扫荡鬼子向导的赵玉昆伪军部队，大都由易县子弟组成，很多人的亲戚、乡亲、邻里都在二十五团，所以大扫荡中二十五团的处境和控制地区应该会好一些。

这就是1941年大扫荡，前后共计六十六天，为史上时间最长。但你从杨成武布置作战任务的部队中、从一分区史的作战记录中、从战后一分区向晋察冀军区的总结汇报中，都找不到有关二十五团的任何记载，这是当时的具体情况所造成的。

平心而论，客观地说，1941年开始的日军大扫荡，失去了大规模有组织主动还击能力的八路军只能避开日军锋芒，“游而不击”的隐藏躲避。当时，一分区干部主要面临着三种状况：成功隐蔽躲避开日军主力不与其发生正面冲突为最好的结局，第一种状况多发生在熟悉易县地理环境的本地干部的身上；虽与敌发生冲突但能及时避开而少受损失为第二种状况，比如杨成武亲率的一分区机关大队；被日军围住损失惨重但仍有不少人能最后脱身为第三种状况，多发生在不熟悉易县、涞源县地理环境的外地干部身上。蔺柳杞，还有解放后担任吉林省文物局局长的吴文光都在其内。

这些与大队失散后三三两两自己游荡的干部们，确切数字不知道有多少？偶然中，与杨成武亲自率领的一分区机关大队相遇，那种喜悦的心情难以言表。但这种偶遇，也使得杨成武的机关大队从原来的五百多人，骤增到七百多人。而且，新增加的这一百多人近二百人，大都是没有战斗能力的文职干部。

好了，当初疏散一分区非战斗人员，成立杨成武亲率的这个机关干部大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要优先保护领导干部和指挥机关的安危吗？你们这许多非战斗人员一汇合，不就违反了当初的初衷吗？

当时忧心忡忡的参谋长黄寿发，悄悄拉着李青川向杨成武汇报：如何处理这些汇集而来的非战斗干部？是留下？是疏散？还是原地坚壁？据说杨成武想都不想，坚决地回答：这些干部都带走，跟我们一起走，我们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嘛，为什么还要分开？

在这以后，杨成武带领的这七百人大队从涞源县经易县、满城县、完县南下，打算隐蔽在唐县、完县的结合部地区。这个地区，杨成武的一分区在1939、1940年屡次在此地隐蔽，鬼子很少来。但1941年的情况不同，杨成武行进的完县花塔山地区的时候，发现误进到鬼子的包围圈里，于是迅速折返，这才有了梯子构突围的故事。

依旧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这些昔日的一分区干部们齐聚在杨成武的家中，畅谈起往事，感慨地说：当年不是杨司令心存善念，拉上我们一起走，有多少人根本看不到今天的场面？

一个人之所以被称作是“好人”还是“坏人”，不是由于他在共产党内的地位所决定的，而是他的道德的展现。所以，共产党领导干部中有许多“坏得掉渣”的人存在，就清楚说明了这个道理。

 而一个人道德的展现，往往在那些不引人注目的微小事情上面。“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深思、自重。

转自微信
网友读后评论：人与人相处，最重要，最根本的不是他们的政治观点和立场，而是做人的本份：正直，诚实，善良，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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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富生个女儿叫小穷，人生就那么回事。
这位全国闻名的蒯大富，挺有意思！也许，是精英清华人的典范吧。看到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蒯大富高调现身清华的消息，为什么一个文革的罪人今天还能在清华大学那么受欢迎呢？蒯大富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

蒯大富言论点滴 ：
一、“只有社会主义人民才能大富”。1966年6月，一位中央的大人物薄一波来到清华大学，和蒯大富展开过一场辩论。 薄一波：“你叫什么名字？”老头盛气凌人。 蒯大富。“蒯大富。” 大富一点也不怯场。 薄一波：“瞧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的，什么大富！” 没有想到蒯大富从容不迫，理直气壮的回答： “我的名字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只能小富，只有社会主义人民才能大富。” 群众鼓掌，老爷子愕然。知道了蒯大富这小子不是好惹的。
二、“我站在主席后边”1966年9月，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特意将蒯大富叫到跟前要蒯大富站在他身边，对其说，“蒯司令，你是愿意站在我的左边还是我的右边？” 若蒯大富要站到毛主席的左边，林彪就要往下挪一个位置；若蒯大富要站到毛主席的右边，周恩来就要往下移动一个位置。蒯大富回答说：“主席，我既不站在您的左边，又不站在您的右边，我站在您的后边，紧紧地跟着您前进！” 蒯大富即没有排挤林彪又没有排挤周恩来，还博得毛泽东的欢心。蒯大富的聪明与敏捷由此可见一斑。
三、审判台上风度翩翩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蒯大富案。在被审席上，蒯大富这样问审判长：“您比我大10岁，1966年时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吗？您当时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了吗？您就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吗？假如您也不知道，您怎么能起诉我反革命？” 蒯大富被审判的风度，打动了电视机旁一位叫罗晓波的、小他17岁的女研究生的芳心，待1987年蒯大富刑满释放，罗晓波辞去公职，只身跑到大西北，向刚出狱的蒯大富求婚。
四、“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悲惨“1970年至1987年，由北京而宁夏，蒯大富过了17年牢狱生活。外人以为这段经历很悲惨，蒯大富却不以为然。当年在狱中，他还为狱警即将考大学的儿子补习课文，全然没有一点坐牢的样子。他说，“我这个人一贯就是这样，40多年，一直坦然地活着，从来不认为自己悲惨。最悲惨的时候也不这样认为。” 2004年，蒯大富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你坐了17年牢，冤不冤？”蒯大富回答：“从一种意义上讲，跟着党干革命，最后坐的还是党的牢，很冤；另一个角度想，比起当年那些被我们整的干部，可能他们更冤。我们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但他们没什么错误，有些还被整死了。相比之下，我们受的这些冤，也算不了什么。” 老来怀旧。2008年至今，蒯大富先后两次带着妻女去宁夏，专程造访当年关押自己的劳改农场。那个地方早已经被废弃，长满了杂草。故地重游，颇有一番感慨。
五、青铜峡我的第二故乡1968年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工作，他感受到了底层人民的纯朴和友善，没有因为他的身份和遭遇而将他视作异类。蒯大富出狱之后，青铜峡铝厂不仅重新接收了他，还给他分了一套房子，这是很多年轻职工都没有享受到的待遇。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生活得十分开心。蒯大富下海后定居深圳，还经常带着妻子罗晓波和女儿蒯小穷回青铜峡探望。20多年，每次回去，他们依然会受到热烈欢迎。 那里有一批最铁的朋友。
六、出狱后首先想到的是看望被他整过的老师、同学近二年流行当年的红卫兵向被他们整过的老师、同学道歉的风潮。其实，最早看望被整老师、同学的是蒯大富。1987年蒯大富刑满释放后，主动去看望被他整过的老师、同学。甚至去看望审判他的法官。 蒯大富认识人很多，在铝生意很不好做的 时候，蒯大富走到哪里，第一把手都乐于接待他，都照顾他的生意。后来，蒯大富离开了青铜峡，许多企业都看中了蒯大富这棵摇钱树。1994年，蒯大富落户深圳，当年的深圳，老清华毕业生据说就不下5000人，差不多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蒯大富名声在外，上门拜访，不管是过去支持他的还是过去反对他的，人人买面子，很快蒯大富就成了百万富翁。
七、 “六十大富 ”2005年，蒯大富60岁生日。在深圳，他大宴宾客，高调庆祝，座中有吴桂贤、韩爱晶等人物。蒯大富六十大寿时，贴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三十年河东，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革命尚未成功”；下联是“三十年河西，成家立业，身体力行搞经营，经营初见成效”横批为“六十大富”。对联当时就张贴在宴会厅的门楣上，像是在公开宣告着什么。

蒯大富大起大落，能话过七十，已是奇迹。回头一看，人在江湖，大风大浪，如坐过山车，身不由己，还会犯晕。好在走过来了，还真的大富起来了，不过不是他当年对薄一波争辩所讲的社会主义人民的大富，而是沾市场经济资本权利的光。薄一波的儿子是超级大富，靠的更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封建式贵族特权，赤裸裸的权钱交易。蒯司令判了十七年，薄熙来却进了政治局。蒯司令刑满后经营致富，薄熙来又从顶峰跌下深渊。世运无常，就象现代版的红楼梦连续剧。叹！

—从澳洲总理的言论自由看老毕事件中的所谓“告密”

一句shi话，激起公fen，讲的是澳洲现任总理艾伯特的故事。这位总理上台不久去阿富汗慰问澳洲士兵，当谈到战死的澳兵时，总理说“Sometimes shit happens”（shit-屎，意思是有时不好的事情会发生的），尽管说话时总理还是很严肃的，也没有恶意，但他的一句shi话，却引来轩然大波，只是因为这句用语的漫不经心和不恭敬。一句话为这个总理的政治生涯，又涂上了一抹黑笔…至于后来他又去称赞二战中日本鬼子的精神英武等等，只是更进一步显露了他的没有教养，他的信口开河和讲话不负责任，这些话语和行为，使这位政客成了有史以来澳洲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总理！

澳洲是个民主国家，谁都有言论自由，总理当然也有，但无论是谁，你可以信口开河，满嘴喷fen，但也要准备好自食其fen？尤其是公众人物..
这位艾伯特总理甚至因身边人的行为，也曾被殃及：那是在竞选时，作为反对党领袖他上了电视，身边一群支持者簇拥着，其中一位自以为聪明，没有教养的家伙打出了一个攻击当时澳洲女总理的标语牌：“Ditch the Bitch ”（ditch-扔掉，bitch-母狗，贱货），举牌者小人物，没人理会，站在旁边的总理被公众强烈斥责为没有教养，性别歧视，只是因为他没有阻止身边的支持者的不讲道德的行为。

看来一民主法制大国总理的言论自由也不是无限度的？公众人物，说话行事一定要有度，有节，否则自己必定要承担后果。

还有一美国的故事与老毕事件比较相似，那是在上次美国竞选，一共和党竞选议员在圈内宴会上讲话不慎，被服务员用手机偷录下传来出来，结果失去了竞选成功的可能，那位服务员可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但他偷拍讲话无罪，倒霉的是讲话者！

澳洲有一最著名电台主播，因广播时透露了一性骚扰释放犯的住址，以致当地居民到这个住址骚扰，该电视主播因此违法被判刑（法治国家，释放犯也有人权，尽管你的理由再正义，你的出发点再好，若侵犯了人权，也是犯法，也要自食其果）。

现在媒体社会化，大家都有利用社会化媒体的权利，这也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你愿意讲，别人愿意拍，你在众人面前肆意发挥，在座有支持者，也一定有反对者，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会有自己的理由，希望将你的表演公布于众？觉得你骂得痛快的，希望与大家分享或炫耀（猜测一下：这很有可能是录者的初衷，圈内人聚会大多是好友，只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录像者恐怕也没想到自己会因此闯了“大祸”?）；当然也可能有觉得你骂得难听的，希望将你的这副嘴脸公布于众；这是两种对立态度者的言论自由，与“告密”这个概念是不是相差甚远？

在媒体社会化的今日，完全不需要告密，一个手机，谷歌就会将你的秘密了如指掌，比如你搜索了一下某时要去某地赴某人的宴会，时间一到，谷歌就会很殷勤地提醒你，于是私人赴宴也就不再成为秘密？

媒体社会化，公众人物更需谨慎做人，本分做事，切记处处都有媒体，不要太过放肆？

虽然没有看过很多国内电视节目，但也知道老毕，原来对他印象很好，慈善的面容，平和的笑脸…宴会席上所谓的一番调侃真是太过份了，如此口无遮拦，让人实在无语…
虽是酒后诳言，但也是心思的吐露，心正话不会歪？

深感国内言论比澳洲还要自由，在澳洲，哪一个电视主持或公众人物敢像老毕在宴会上那么放肆？

看过的不多的国内电视节目上，少数主持水平有限，似乎以为言论自由就是可以胡说八道，恶言秽语？完全歪曲了这个词的含义，把庸俗当成了幽默…

国外一些政治秀节目主持的水平很高，讽刺时，人骨三分，但他们实事求是，幽默而不失大度，被请到白宫，当面讽刺小布什，小布什也只能苦笑？完全抓不住人家的把柄！
虽然国外离得太远，文化不同，制度不同，不那么好学，但咱们可以向国内那些高水平的节目主持和公众人物学习啊？就是俺们这些草民，也愿意向这些可爱的公众人物学。？

比如孟非，让我们学学舞台上的孟非吧，学学“非诚勿扰”上的那些点评老师以及合伙人：乐嘉…黄菡，佟大为…黄磊，刘烨（没有看到全部节目，所以不能一一列出，但看到过的，都很可爱）
他们心怀善意和诚意，幽默机智，睿智大度，使整个节目充满温暖和正气，成为国际顶级电视节目！
也成为了澳洲国立民族台SBS的招牌节目，在每晚最佳时间上演，孟非的外国粉丝与日俱增

老毕检讨了，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处分，但失掉工作是必然的，那是他自己行为所致，也怪不得别人。一个公众人物失去民心，哪怕只是一部分，就不再适合这类职务？
主持人失去了魅力，电视台失去观众，收视率才是所有电视台最关注的，无论你是不是在民主法治的国家…

摄影者：陈庆平

摄影地点：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交界的休姆湖（Hume Lake）

 

 

 

 

 

 

 

 

 

 

 

微信很上瘾，因为上面可以看到许多货真价实的东西。比如那些珍贵的老照片，那些美丽的艺术品，精彩摄影和视频，那些有趣的幽默，还有许多名人逸事，精彩政治评论等。
自己最喜欢的可能是那些介绍古今中外美味佳肴的帖子，一般见到了，就忍不住要转。

在自己的朋友圈里，不知为什么，最多出现的就是那些变着花样发布的许多人生哲理，养生指导，医药知识等等。这也许和自己的年龄有关吧？但对人生哲理，有些感觉疲劳；而那些养生指导则有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至于医药知识嘛，就更不敢乱传了。曾发现有些非专业人士所编的帖子，相当不准确，传开了，也许会贻误大事，危害朋友？这类养生医药的帖子，即便是业内人士写的，有时他们的观点也相差甚远，甚至南辕北辙？

但微信之浩瀚，这些顾虑之外，每天还都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帖子，于是每天似乎很有责任感地与大家一起转来转去…
在朋友圈里，若转帖能为大家带来喜悦，何乐而不为呢？

上微信数月后，逐渐发现一个比较烦恼的现象：有些内容精彩的帖子，除了小编的黄色头像外，标题也相当隐晦和诱惑，在网上混了十几年了，知道这类典型的标题党，早已成为互联网上很大一部分帖子的风格，一种赚钱的手段。

互联网上赚钱除了直销外，主要靠广告，而广告收入则依赖于点击率，收视率，转贴率等，越多越好！黄色内容收视率很高，于是这类标题党成了微信上的常客…因为不喜欢朋友圈被污染，于是就比较遗憾地放弃了这类内容不错的标题党的帖子。还有一些帖子，小编们可能也是为了高点击率，或阐述自己的观点，或希望内容更多，于是加油添醋，张冠李戴，狗尾续貂，画蛇添足…加上了一些没有必要的东西，看后，第一感觉就是：煞风景！

面对微信上的这些煞风景，虽然不爽，但还理解：这毕竟是众多小编的发财之道，甚至生存之道？
咱也不能断了人家的财路，朋友圈内，喜欢转就转吧
不过自己一般就不转了，有一次转给儿子一个他最喜欢的好笑的喵星族帖子，儿子责问：黄色的？
让老妈多少有些尴尬…

但对一些内容特别有意思的这类标题党或画蛇添足的帖子，自己现在的方针是：稍加修改，改头换面，掐头去尾，弄得干净一些再转。

好在我还有网络上过了时的博客，呵呵！

元宵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