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夏秋冬

转自：墨村二平新浪博客

虽有眼疾视力不是太好，但看书催眠已成习惯，非常难改，不看书，晚上真是翻来覆去难以入睡。

这两年在昏天黑地的追剧之后（谍战剧、清宫剧、张嘉译），为了保护视力，决心痛改前非，不再追剧，不再看书催眠，将“看”改为“听”！

这一改，改得挺彻底。不仅睡前不再看书，连电视也很少打开，电视剧不看了（包括美国的匪警系列）、电视节目不看了（包括英国的古董、淘宝系列），甚至连电视新闻都不看了（日常生活清静了许多）呵呵。

发现听书催眠比看书催眠更有效。通常一回书20多分钟，困的时候，基本听几分钟就睡着了，不困的话，经常一个晚上也听不完一回。

但对我来说，看书催眠是要看英文小说，但听书催眠只能听中文书。主要是听力不好，中学时耳疾，几乎失聪，学习主要靠看，看英文可以，听英语就比较费劲，最重要的是，若听得无趣，也不会有催眠作用，因为听不下去时，就会胡思乱想，更加影响睡眠。

决定要听书，首先想到的就是金庸的武侠小说。非常喜欢，但以前没机会认真读过，出国后又没有机会看后来小说改编的一些电视剧，所以很想补补课。

找来找去，在评书网上找到了张少佐演播的一系列金庸武侠评书（不知为什么，我听完了他所有的金庸演播之后，发现原来可以听的，已经打不开了，也很难再找到其它的）。当时一部接一部，听得不亦乐乎，除了睡觉时听，平时手机也就一直在播放，随时随地都在听，干活时听、画画时听，开车时也在听…..因为晚上睡觉时，越想听，就越容易催眠，精彩的故事情节，只能在第二天起来重新听过。

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主要是觉得他的各观都比较正，写得通俗而生动。但在听《鹿鼎记》时，对老先生借韦小宝之口的各种粗野和出言不逊也颇为惊讶。

试听过其它传统评书，发现还是武侠大家们的作品，比较有意思，人物刻画形象，听也能听得栩栩如生，而传统评书中对人物描绘的套路太多。
比较喜欢的还有古龙的《多情剑客无情剑》，梁羽生的《剑网尘丝》也不错，但看这个题目就感觉到，不是太适合听书，光靠听，书名就不太好理解。相比之下，听起来也就不那么痛快。

也试着去听了一些其他更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但觉得老气横秋，听不习惯。
也许还是听力问题，高音比较敏感，听女声觉得有些刺耳，低音听着顺溜一些。
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听张少佐的评书，几乎听完了能找到的，他所有的评书和其他说书，主要原因是他讲得比较快，啰七八嗦的少，东北口音，听起来比较亲切，时有出语惊人的胡说八道，也比较诙谐有趣。

听书除了催眠、消遣外，多多少少在听书过程中也提高了一点中文水平。

听书很重要的一点是：听者要喜欢说书人的声音？只是因为声音好听，我还听了一段时间的蒋勋老师的《细说红楼梦》。

蒋勋老师的声音没得说，是听到过的、最舒服的一种。低缓、悦耳、极具感染力，可能就是人们所谓的磁性声音吧？

但听了一段后就有些听不下去了，声音虽然听起来舒服，内容有些不敢恭维，把一部古典名著说成了青少年文学，不断拿他的所谓的“青春王国”中十四、五岁的宝玉、黛钗们，与台湾“国中”的少男少女们的来做比较。

另外对他书中所有人物都是那么“宽宏大量”，也听得不太爽。比如对宝钗栽赃林黛玉、整天吃素念斋的王夫人逼死金钗、薛霸王的横行霸道等，都是好人，都是好孩子…..

他讲解时有颇多不严谨之处，较多低级失误，比如书中人物关系、情节等。

特别是蒋勋老师为什么会读出来那么多的错别字？他知识面很广，通古博今，中外通吃，所以对他念白字一事很难理解？虽说台湾国语与内地普通话口音有区别，闽南口音中很多字可能念不准，但普通话中的读音是与康熙字典上的读音一致的，研究红楼梦这部以京城为背景的名著，对书中的文字语言的理解也应该仔细一些才是？否则作为一个教育者，岂不误人子弟？

武侠听完听经典名著，除了武侠、传统评书外，翻译著作张少佐讲得不多，听了他的《福尔摩斯探案》还可以，另外他的《奥运趣闻》还是不错的。

再找经典文学来听时，看到了有《牛虻》一书，很是高兴。我是在初中时读过这部翻译小说的。记得在上自习课时，偷偷放在书桌下看，感动至极，看得几乎落泪。小女生被一本书感动成这样，可想而知这本书应该写得不错，翻译得更好。中学时看了很多翻译小说，那时的书翻译水平真棒！读过《傲慢与偏见》，书中主人公的对话被翻译得妙语连珠，非常生动。大学时期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和雨果的《悲惨世界》，翻译更是经典。当然读书的收获和领会，与中学时大不相同。不过，对这些名著的喜爱，对翻译家们的敬仰，则是始终如一。不像现在许多翻译文学，语言生涩，拽来拽去，从字面上都能体会到翻译电影中配音的洋腔洋调，读起来非常不顺溜。

打开《牛虻》语音版，有一个惊喜，原来播讲者居然是王刚！《牛虻》是年轻的王刚在77年“中广”演播的处女作。个人觉得王刚的《牛虻》比他的和坤还要精彩！书中诸多人物的形象，都通过他的语言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听众的面前。想当初他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也是听得万人空巷，虽然已记不得太多的内容了。

听的第二部经典就是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演播者为岳峰，目前还在继续听，共148回，听到120回了，也是非常的引人入胜，非常的精彩。

通过听书，再一次体验到经典的精彩：原著，翻译，以及演播！

转自：墨村二平新浪博客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读书有静心的作用，所以有催眠的效果也不奇怪。睡觉之前读一段书，将一天下来烦乱的心境收敛于一行行文字之间，心情会逐渐平静，困意上来，就可以很快进入梦乡。

我睡前读书的习惯是来澳洲后形成的。开始是为了提高英语水平，睡前找一本英文书来读，以为这是自己努力学习的行为。但逐渐发现，睡前读英文书，学习效果不怎么样，但催眠作用甚佳，没读几行，就会觉得睡意侵来。

后来觉得学习效果不好，可能是读物太没有意思了吧，于是就开始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英文画报杂志来读，比如“Woman’s Day – 妇女之日”、“Australian Women’s Weekly – 澳洲妇女周刊” 什么的，图多字少，对学流行英语很有帮助。因此当时对西方名人、影视界的八卦特别熟悉，跟学生聊天时，可能给他们留下了二平老师对八卦特别感兴趣的不好印象。

那时一些妇女杂志上经常还有连载小说，读起来也是比较有意思的。这些连载故事有的已经连载了十几年，背景是律师行、医院之类故事比较多的的地方，情节内容源源不断。估计这些连载，一家中的几代人都在看？不知后来这些连载是不是还在继续，因为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再关注这些杂志了。美国后来的一些电视剧，比如“法律与秩序”，“急救室”等，也都是选择这类场景，因而编者的思路才得以源源不断？

有时晚上也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中文书或杂志来读，比如当时兰州出版的《读者》，但发现读中文书或杂志，经常会思绪万千，反而影响睡眠，于是从此作罢，不敢再在晚上睡前读中文书了。

英语阅读稍微提高一些之后，读英文杂志就逐渐发展成了读比较长篇的英文小说、传记等。读的第一部较长的英文书，是一本传记：《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

我也真没想到，那么厚的一本英文书，以我当时那么有限的英文词汇，居然能被深深吸引，以致忘寝废食、没早没晚地在三天内就读完了。除了中国作者的英文没有那么花里胡哨，比较易懂外，主要还是因为与作者有类似的经历，读时自然兴趣十分浓厚。

然后读了一本足有6厘米厚的大部头英文西部小说《Lonesome Dove》。当时并没有勇气将这本书作为自己读的第一部原版长篇小说，只是因为一个朋友在印刷厂工作，不知是福利还是处理，她经常拿一些各式各样的英文书籍给我们和孩子们，还有一些其它当时没有听说过的名著什么的（小儿子上中学后，才随着他在这方面增长了一些知识）。为什么当时选择了哪么厚的一本书开始，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估计就是打开以后，就被第一段所吸引？

直到写这篇博文时，才查了一下，原来这本西部史诗，是八十年代得奖畅销作品（1985年出版，曾荣获普利策大奖），当时中文译名为《西部牛仔情》。后来又有续集。并于2008年被美国CBS拍成了电视连续剧《Comanche Moon-月满荒原》。当时电视剧在澳洲演播后，儿子告诉了我，我就看了，主要是想对比一下电视剧中的人物与自己读书时想象中的形象是否符合，感觉电视剧还不错吧。后来对自己读过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或电视剧特别感兴趣。

再后来发现了澳洲《Reader’s Digest – 读者文摘》的畅销小说精简集，每本4部小说，每个月一本，精简得很到位，不失原著风采，还少了许多罗嗦，特别适合我这种快餐式阅读的人。为了看情节，有时会对无关紧要的详细描写很不耐烦。小说集包括了很多警匪、侦探、悬疑类，还有一些很催泪的故事，都十分吸引人，于是开始了长达十来年的订购，直到价格太贵，停止定阅。不过现在家里还存了100多部《读者文摘》的这类小说集。

停止定阅后，小儿子就在网上帮我买一些畅销小说，多半都是他也感兴趣的已经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的作品。考虑到视力问题，他尽量给我买大字体的版本。比如《The Hunger games – 饥饿游戏》，约翰·格里森姆（John Grisham）的一系列法律与犯罪小说等。还买过一本斯蒂文·金的被称为“巅峰之作”的《11/22/63》，估计不久也会有电影问世？

上面文中提到的这些书，我目前还都保留着，澳洲《读者文摘》还有一套传记类的精简集，留了几本比较感兴趣的，比如有阿加西自传《Open》的那一集，非常棒的自传！

这些书都是历年来，助我催眠的好工具，因为躺在床上读，所以不敢读借的（太脏），只能买新的来读，搬家搬来搬去，也舍不得处理掉。这些书都可以重读，而重读的收获更大。第一遍以情节为主，很多生词一带而过，细节也不一定领会得都对，读第二遍时，不那么急于看结局了，一些生词还会去查一查，领会得深一些，读起来也就更加有意思了，而且重读时不那么紧张，更易于催眠。

只是近年来，尽管这里的眼科医生如出一辙地说：读书、看电脑不会影响视力，但自己发现躺在床上读书对视力的坏影响还是不小的，为了延长眼睛的使用寿命，还是决定要改变催眠方式，将读书改为了听书。

转自墨村二平新浪博客

（图：詹大南、牛树才（右）1948年在解放多伦前线）

有一朋友读了《往事回忆（二十六）》后，在评论中问：看徐海东和警卫员照片中（詹大南16岁参加红军时曾为许海东警卫员），詹大南也是大个子，这一比牛树才更高，到底多高啊？

上面这张照片因为一远一近，看起来两人身高差别挺大，但实际上差别不会那么大，不知道百年老将军年轻时身高多少，但父亲身高1.84米左右，所以詹大南将军也应该是个一米八左右的大个子。

平津战役纪念馆初建时，需要父亲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照片，但没有找到，只能用了一张早期的穿便装的照片（见《往事回忆（三十三）平山老家行》）。

最近4、5年一直努力在网上搜索父亲在战争时期的照片，但只找到了上面这张非常模糊的照片。

谈到牛树才多高，引出了一个最近人们关心的话题，也让我在读到凤凰网的一篇有关伟人们多高的文章时，觉得有些好笑。

此文以批判个人崇拜为由，“引经据典”拿出一系列照片，证明毛泽东没有那么高大，只有1.75米，因为蒋介石不到1.7米，毛泽东比他高不多，还因为他比罗长子（罗瑞卿）矮5公分，而罗瑞卿只有1.80米…..

不知道伟人们到底有多高，谁比谁究竟高多少，但很清楚我们家男孩子身高都在1.8米以上，而父亲比他们都还要高。

通过照片比人物高矮，是非常不准确的，就像上面这张照片，似乎两人身高相差不少，但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照片中人的位置不同、拍照时地面的状况、拍照的角度等等，都会造成人物高矮的错觉。

而要以此错觉为依据来“论证”什么，批判什么，是不是就有些欲治其罪何患无辞之嫌？

由此想起了抗战时期的一个故事。

一次晋察冀开会，父亲可能因个子高与罗瑞卿分在一个屋子里住。一般老乡家的炕，对一米八几的大个子，长度都不是太富裕，把两个大个子分在一起，睡觉时可以稍微斜着点，或横着睡，具体他俩怎么安排的，记不太清楚了。但当时两个人都说自己比对方高，不太服气，于是跳下炕来比了一比，究竟谁更高一些呢？父亲也记不太清楚了，总之两个人的身高应该是相差不多。

看来历史事实也不是那么容易改写的，包括伟人们的身高？

读了宁稼雨 的《绪论：华夏文化的永久魅力》的短文，想补充一点：华夏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包容性是否也是其主要魅力之一？

“天下大同”，“人人为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2700年前孔子的理想。 华夏文化的包容性体现在孔子之后朝政的演变。 从孔子千年之后的北魏鲜卑族开始，有一半之多的中国统治阶层都是少数民族： 鲜卑（北魏-北周）150年、契丹（辽）210年、女真（金）120年、蒙古（元）89年、满族（清）268年…..
而现在鲜卑、女真、契丹语都已失传，满语满文也都不再实用。

虽然在北魏之后的1600多年历史中，少数民族统治有八、九百年，但这些少数民族的语言最终也都为华夏文化所同化，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其包容性，是其源远流长的原因之一?
相信华夏文化，也必将因此生机无限！

放眼当今年世界，对此格外感叹，作为华夏之人自然自豪。同为华人，若将自己置于华夏文化之外，试图逆千年之道而力图分离者，岂不可笑？

这两年清明都未能回国。去年写了一帖: 《老家行》，讲的是前年清明回曲阳老家之行。清明期间，思绪万千，自然想起了去年11月回母亲的老家平山之行。重踏故土，回到平山东冶村，参观附近的西柏坡战争纪念馆，似乎重踏父母走过的路，也是心中对前辈的一种祭奠。

解放前夕，我和妹妹都寄养在奶妈家。我的奶妈在承德山区一家农户，对我很好，我在她家养得白白胖胖，后来就与他们家结成了干亲。但父母去看妹妹时，见她小脸黄瘦，实在不太放心，于是就把我俩都接到了姥姥家。70年代初，我和妹妹与表妹一起回过平山老家，还住了一晚。近五十年了，旧地重游，感慨万分。出国后每次回国时间都不长，也没有机会回过平山。但这次回国时间应该是最短的了，却能实现平山老家一行，还要感谢大姐事先的安排得当。

自古燕赵多有慷慨悲歌之士，平山县被称为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的故乡”。1937年11月平型关战役后，五台分兵，聂荣臻率领一个独立团和其它部队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的号召下，短短几天内就有1700多平山青壮年参加了八路军，约占初建的晋察冀部队人数的一半，其中1500人被编为八路军120师718团，这就是以勇猛善战著称的“平山团”。8年全面抗战中，20万人的小县，却有 1.2万人参加了八路军的正规军，7.5万余人参加村自卫队、游击组，共动员抗战人数近9万人，几乎占到了当时整个县将近一半的人口。平山县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而抗日战争时期有14000位平山同胞遇难，抗战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5048位。

母亲是在1937年20岁时离家前往山西孟县，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民主政府的筹建。时任县妇救会主任，县委妇女部长。两个年轻的舅舅也都随之参军抗敌。

这次回到平山县，一路看到“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巨幅标语十分醒目。47年-48年间，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都陆续搬到了解放区的模范县平山。中央机关驻扎的西柏坡离老家东冶村不远，当时整个平山县几乎都成了领导中国解放战争的大本营。

来到东冶村后，发现已经找寻不到记忆中的景象了，只是村边吃草的羊只，让我感觉到一种熟悉的亲切。走在村中，看到近年来村里年轻人大多都离开了，许多人家，人走屋空，屋舍荒废。七十年代我们居住过的姥姥家的庭院，也是断壁残垣，杂草丛生。虽然一位表弟将老宅买下，但因无人居住，就一直这么荒芜着。

（上图：东冶村边）

（上图：姥姥家故居门前）

东冶村还有最早的公安学校遗址（下图）、董必武故居等

（上图：据说是董必武故居，几年前还有牌子）

我们还参观了附近的西柏坡解放战争纪念馆，是第一次见证红色旅游项目。见到参观者穿着军装，还以为他们是在表演节目呢，难免被参观者嘲笑，说实话，每次回国，都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呵呵。

在纪念馆的平津战役部分，拍下了平津战役参战部队的照片，其中有父亲所在的冀热察部队。

（上图：西柏坡解放战争纪念馆中的平津战役参战部队）

1999年年底，参观过初建的平津战役纪念馆，也拍下了有关冀热察部队作战部分的照片（上图）。

图中照片穿军装者为詹大南将军，穿便装者为父亲，遗憾的是，至今也还没有找到父亲解放战争时穿军装的照片。近20年了，纪念馆一定变化很大。适逢平津战役70周年，颇为感触，下次回国争取去一趟。

在河北保定地方志的网站中，有一曲阳县的文物遗存网页，其中列举了二十八个曲阳最重要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以及最有名的石刻石造石碑等文物。这二十八处（件）文物，二十七个均为清朝以前的文物，最后一件，是清朝之后的唯一重要文物，这就是”燕南民众学校”的一幅大理石雕刻的校匾。

网页中是这样介绍这一校匾的：

“燕南民众学校”石刻校匾：燕南民众学校始建于1926年，为了与当时曲阳国民党所建的“平民学校”区别，取名“民众学校”。为了使该校成为全县文化教育和秘密进行革命活动的中心，刻制一幅大理石校匾，中共党组织通过高子珍，请钱玄同和黎锦熙二先生，1932年7月15日分别为“燕南民众学校”题字和注音。字体为隶书，苍劲有力，瘦硬挺拔，别具风格。钱玄同是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是辞书专家，二先生都是社会名流。“

谈到燕南民众学校，需要简单介绍一下在20年代至三十年代初的曲阳，以及父亲在这段时间的经历。以下一段摘录自保定地方志：

“在党的创建初期，一批在北京、保定上学的曲阳籍青年学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2年，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的彭桂生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曲阳最早的共产党员，此后，一批进步青年相继入团、入党。他们利用假期，在城内县立第一高小举办“民众班”，宣传马克思主义，使许多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曲阳在外地读书的进步学生相继回乡，开办“补习班”，继续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在1928年创建了第一个革命活动阵地——燕南民众学校。“

父亲也就是在1920年，12岁在曲阳高小读书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23年，15岁时考入了保定直隶省甲种工业学校，主修纺织，他在学校参加了“曲阳黎明同乡会”，“书报介绍社”等进步团体。

（图一：1924年，16岁的父亲）

以下见博文《父亲简历》：

“1925年“五卅”运动中，牛树才组织学生罢课，游行示威，上街下乡宣传民主、爱国及进步思想，被选为学生会领袖和保定学联代表，因此被学校开除；

1925年9月，牛树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转入保定大中专业学校，做团的领导工作；1925年年底，因领导学生发起反对学校反动当局贪污腐败的学潮，再次被开除。

1926年，被学校开除后回到家乡，牛树才与一些进步青年，在曲阳城发起了“读书会”，每周聚会一次，组织阅读《响导周报》、《微声》等进步书刊，在曲阳各学校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同保守落后的旧文化势力作斗争，以扩大党的影响。“

（图二：1925年被甲种工业学校开除后全班同学临别留影，父亲-白衣上有记号）

（图三：1925年被甲工开除后校内团员留影，父亲-白衣坐者）

图二和图三照片是1964年王煜文前辈（其兄在照片中）寄给父亲的，父亲原照被烧毁。图三照片中文字：“森，怀是我们第一次受挫折的”，父亲原名为树森，另一同学“怀”，记不清姓名了。

1927年筹建“燕南民众学校 ”

维基百科词条中，简单介绍了燕南民众学校的成立和活动：

“1927年，筹建曲阳城厢平民学校（后改名燕南民众学校），牛树才任董事长兼校长。1931年，曲阳县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他即与县党组织取得联系，并以平民学校为掩护，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在一些历史资料中，所列燕南民众学校成立日期不同，曲阳文物遗存中是1926年，而父亲所写的一篇几年烈士赵建庵的回忆文章中，成立日期为1928年春，综合对一些其它资料的考察，维基百科词条中所述：”1927年，筹建曲阳城乡平民学校“，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父亲与曲阳革命烈士赵建庵（据一些资料上称，还有张涛、田里夫、刘培基、张亚平、杨剑豪）等九人，在1927年筹建了“曲阳城乡平民学校“， 1928年春正式成立。这是一所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为宗旨的学校，后改名“燕南民众学校“。取名“民众学校”是为了与曲阳国民党所建的“平民学校”有所区别。

当时父亲任董事长兼校长，赵建庵等任董事。这所学校是曲阳县的第一个进步组织，对宣传新思想，促进曲阳新文化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也是曲阳县第一个革命活动中心。

1931年，曲阳县建立了共产党组织，父亲即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以平民学校为掩护，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在此期间，学校曾一度被国民党关闭，父亲及董事会成员，与反动势力周旋，保证了学校在白色恐怖中的生存，培养和保护了一代曲阳革命者，为曲阳革命活动筹集经费，进行救助被捕革命者等地下活动。

1932年7月15日，燕南民众学校请来了两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改革家、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和黎锦熙，请这两位国学大师为学校题字，并将题字制成了大理石石匾（现存于曲阳北岳庙内）：

（图四、五：燕南民众学校校匾就、拓印）

在校匾上，校名上方，是一行注音符号，左方题字处“钱玄同题字”的右边，有一行注音符号，“黎锦熙注音”的右边也有一行注音符号，而校名下方，则是题字和注音的罗马数字日期。

一幅石匾，既有繁体文字，又有注音，还有罗马数字，三者并存，实为当时钱、黎等提倡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好写照！难怪曲阳将此列为28个最重要文物，成为28个文物中唯一一件清朝之后的历史文物，这也是曲阳在共产党建党初期的革命历史见证。

钱玄同和赵元任，黎锦熙等数人曾共同制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35年，钱玄同抱病坚持起草了《第一批简体字表》，是中国实行简化字的先驱。

（图五、1927年燕南民众学校时期的父亲与冀明信）    （图六：照片背后1964年的父亲的题词）

图六照片背后的题词为：“戴眼镜者为万全县冀明信，乃当时甲工党的领导人，下落不明。”

1964年时，父亲还不清楚，在这张与冀明信分手时合影之后，冀明信去了平凉，一年之后，1928年6月17日，被国民党杀害于西安北门外，时年23岁。

1934年，学校被国民党查封，直到1945年才重建，此后的燕南民众学校，已与父亲无关。

1937年10月2日，日军占领曲阳城，并储备大量军用物资，作为其南进石家庄、西出太原的兵站。10月中旬，开辟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115师一部，从阜平挺进曲阳，18日攻克曲阳城，这是我八路军出师以来解放的第一座县城。10月下旬，建立了晋察冀边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曲阳县抗日政府。

父亲在1937年投身抗日战争，任曲阳城区抗日战地动员会主任，参加了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的筹建，抗战中曾任中共曲阳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等职。

1939年10月父亲离开了曲阳，艰苦奋战整整10载，只是在1949年带队南下时，才得空再一次重踏故土。

现在曲阳县内，有一所燕南学校，为县直属重点国办小学，其官网介绍校史网页中指出：“这是我县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也是我县党组织的摇篮，曾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网页列举了历任校长，第一任校长为牛树才。

作者：张大中

“这是一本口述史，作者叙述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十一年地下党工作的经历和新中国建立初期知识分子运动的反思及“文化大革命”中秦城冷月七年零四个月的监狱生活。育英中学第一个党支部的成立；北平地下党的秘密活动点；平西抗日根据地妙峰山交通站；保定、满城地区开辟的秘密交通线；充满传奇色彩的安全转移；中山公园音乐堂流血事件；轰动一时的沈崇事件；燕京大学校园里开辟出国统区中的解放区；北师大“四九血案”；是一部表现大批知识分子、进步教授学者和青年学生冒着生命危险，追求真理，追随革命，为了理想的实现而奋斗的历史画卷。”

有兴趣者可在网上查看全文：中共党史出版社 

其中第六章，第八章，第九章，有作者回忆当时在晋察冀一分区的经历，节选部分如下：

第六章 疏通血脉——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

1942 年初，刘仁、刘慎之派我和张一峰到保定地区开辟秘密交通线。当时刘仁分管交通处。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2初到1943年4月由我和张一峰。第二阶段：1943年4月到1944年3月由我和侯儒林。这两个阶段，我先后协助张一峰、侯儒林负责秘密交通线的工作，同时我还负责联系北平地下党的工作，经常化装进城。第三阶段：1944年3月，侯儒林调往易县，负责易县交通线的工作；保定地区交通线由我直接负责，新派来的李勤协助我。与此同时我继续负责联系北平地下党的工作。

* 一、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1）
* 一、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2）
* 一、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3）
* 一、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4）
* 一、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5）
* 二、隐蔽在人民中间及联络方法
* 三、粉碎敌人一网打尽的阴谋

  一、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1）

为什么要开辟新的秘密交通线呢？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北平、天津、唐山和铁路系统的党的地下组织由设在敌占区的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领导，使用的交通线是社会部建立的经北平近郊妙峰山、房山的两条秘密交通线。1941年初，中共中央晋察冀北方分局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后，鉴于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遭受破坏的教训，决定不在敌占城市设立统一的领导机构，而由设立在根据地的城市工作委员会实行“异地领导”、“多头联系”、“单线联系”的方式开展敌占城市的工作。于是，建立秘密交通的工作就被提到更为重要的地位……。

为什么选择在保定建立交通线呢？

首先，原来的两条交通线非常难走…….
再者，原来的两条交通线都不够安全。……1941年4月就发生过“八个孩子”在去根据地的路上遭敌逮捕的事件。当时雷炎等八名青少年从海淀西北旺出发，由民兵接力带领，绕小道、爬梯田，跋山涉水日夜兼程，走了六天才到达斋堂。不料，敌人突然袭击把他们逮捕了。

 一、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2）    

由于交通困难，有些青年在去根据地的路上被敌人逮捕；有些在北平已经暴露的同志不能及时转移到根据地去，只能在城内东躲西藏。由此而来的后果是，按照地下工作的组织原则，与其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同志必须迅速躲藏转移，以至有的同志曾因此而失掉组织联系。更令人焦虑的是，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不能及时传达到北平，而北平党组织的情况也不能及时汇报到城工委。
保定的地理环境与上述两条交通线明显不同。
首先，保定离晋察冀根据地比较近，这中间只在满城有一条敌人的封锁线，进出方便。满城县境大部分是平原游击区，部分是边缘山区，一过满城就比较安全了。接着往山里走，进去就是晋察冀根据地的腹地——平山县。
其次，保定是中等城市，是伪河北省省会所在地，来往人员多，城乡联系多，当时城里人和农村人穿的服装不一样，城里人到一般小县城很是惹眼，而到保定这样的中等城市则不然。保定日常生活用品很多，农产品城乡交易比较活跃，小商小贩和进城买东西的农民很多。北平、天津来的人，来到保定并不惹人注目。
临近的山里养蜂养羊，出蜂蜜，出羊皮、羊肉，出柿子、核桃、大枣等山货，都需要运进保定进行交易，乡下需要的日用品也得从保定买回去。城乡贸易带动城乡人口的对流。我们这些人混在来往的客商、小贩和农民之中并不显眼。
当时说，交通线是党的血脉，血脉不通，工作很难做。有了交通线，血脉就活了。    
我们从1942年春天搞起。我们通过晋察冀第一分区地委书记王国权、组织部长牛树才的介绍，在满城县委驻地东赵庄设立了交通站。这个交通站也是我和张一峰工作和住宿的地方，是秘密交通线的枢纽。    
    有了交通站，还要建立若干个秘密联络站，这样才能以点连线，构成一条秘密交通线。
满城县县委书记石金奎是本县郄庄人，他足智多谋，而且对当地情况了如指掌，人送绰号“济公”。经石金奎介绍，确定把秘密联络站建立在保定近郊的蛮子营村。我们在当地第五区区委（书记牛彬，宣传委员石金庚，区长赵锡武）和村党支部的帮助下，选定了秘密交通员，并以他们的家庭为秘密联络点。
蛮子营是个什么地方呢？
从保定火车站一出站口就是四里营，出四里营就会看见在火车道边上竖着个警察阁子，那是日伪警察的检查口，下火车的第一关就是要通过这里的检查。然后往西三四里地就到了水碾头村。过了水碾头村是小车村，不进小车村村里绕着从村边过去，就到了蛮子营村。这一带是游击区，蛮子营东距保定仅十四五里。我们的人白天在保定下火车，一两个小时就到了蛮子营。蛮子营一带出产蔬菜、莲藕、荸荠，那里有一片一片的莲花池塘，夏季风景秀美；满眼荷花，香气弥漫。蛮子营还种水稻，稻田里唱响蛙声一片。如果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里将是多么富庶美丽的田园啊！

……

第八章 秘密交通线上遇到的种种险情

    我们满城秘密交通站设在抗日根据地里，有时和满城县委住在一起，有时和晋察冀一分区地委住在一起。秘密交通线上的交通站、点都在游击区、接敌区。最接近敌占区的交通点（堡垒户）在水碾头，距保定只有几里路。来往的地下工作人员就是从保定市下火车，经过这些站、点进入根据地的。我们为了做好交通站、点的工作和接送来往的地下工作人员，经常活动在游击区、接敌区，我还不断进入北平城，要时刻警惕着敌人的突袭，时刻准备着应对各种突发的敌情。危险甚至牺牲，也时刻伴随着我们。

    * 一、遭遇与误会
* 二、蛮子营遇险（1）
* 二、蛮子营遇险（2）

 一、遭遇与误会

1943年夏季，我从北平联系地下党返回时，在由保定到蛮子营的路上，刚过水碾头，后面跟上来十四五个巡逻的伪军。我就当做什么也没看见，和原先一样从容不迫地往前走，心里迅速盘算着怎样应对。
领头的伪军赶上来，用枪一指：“站住，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看朋友的。”
那家伙不信：“看朋友的？伸出手来看看！”
我张开手掌，那家伙眯着眼像看手相似的来回看。他这是看我有没有握枪磨出的手茧。接着又要我“撩开裤脚！”他这是看我有没有扎绑腿的痕迹。那时八路军是扎绑腿的。结果是什么也没有看出来，认定我不是八路，就说：“蛮子营一带村里白天没事，晚上可有八路军，你不如今晚住到我们炮楼里，明天再去。”
我连忙说：“谢谢，那我就不去蛮子营了，我回北平。”说罢扭头向保定方向走去。走了一段回头一看，巡逻的伪军晃晃悠悠朝北面白马场的敌人据点走去了，我骂了一句“这帮笨蛋！”
我回到水碾头堡垒户家里躲了一阵，然后就向西直奔蛮子营。
1943年大扫荡之后，我常带着高深从北平回根据地。有一次，我们先到蛮子营，晚上王洛宝送我们，走到宋家屯一带碰上了区小队，我们就和区小队联系，约定当晚和他们一起穿过封锁沟回根据地；联系好后，王洛宝就回蛮子营了。傍晚我们分散在各家吃派饭，我和高深派在一家，忽然枪响了，日伪军进村了。区小队就和伪军噼哩啪啦地交上了火。一时不明情况，我们怎么办呢？我先把高深藏在老乡家的粮食缸里，盖上盖儿，我叮嘱他千万别出声。我掏出手枪躲在门后面，注意情况的变化。
过一会儿枪声不响了，全村静悄悄的。我很快走到街上去了解情况，老百姓说没事了，是遭遇战，打跑了。区小队与一股日伪巡逻队遭遇了，黑灯瞎火的交手一阵，谁也不敢恋战，各自撤走了。区小队向西边走了。这样一来我们与区小队失去联系，怎么办呢？这一带的路我比较熟悉，就带着高深连夜又回到蛮子营，过了几天才回到根据地。
在游击区、接敌区，敌我活动频繁，遭遇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当地军民警惕性都很高，弦绷得紧，有时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发生误会。1944年春，我在保定市南面于家庄、方顺桥两个小火车站建立新的交通线后，决定自己走一趟，以了解沿途的情况。这次我穿着徐伟的北京大学黑色学生制服，戴着黑色制服帽。从方顺桥下车，刚进了东村的村口，迎面快步而来的村党支部书记慌忙地说：“哎呀，你怎么这身打扮呀？远远看上去活像个伪警察，民兵早在房上埋伏好了，拉开枪栓瞄着呢。要不是我认出来，他们就搂机子开火啦！”
还有一次我从北平返回根据地，身穿长衫，头戴礼帽，夜间跨越封锁线地带。黎明时分走到一个山坡间，被一位站岗的八路军战士拦住，盘查讯问，不准通行。一定要问清楚我是干什么的。我这身打扮一时也解释不清，只得说：“我什么也不跟你讲，只要见了你们首长，我就说实话。”这位战士带我去了团部，正在吃早饭的第三团团长肖应棠见到我，哈哈大笑，说：“闹了半天原来是你呀！快坐下，一块吃饭吧。”

    二、蛮子营遇险（1）

1943年秋冬，敌人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一次大扫荡。从规模上看，这是最大的一次。这年9月16日至12月15日，敌调集4万余人的兵力，对北岳区进行历时三个月的“毁灭扫荡”。9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为第一阶段，敌以1.7万余人，采用分进合击和长距离奔袭的战术进犯我中心地区各要点，目的是寻找我主力决战，和以重兵进行“清剿”，实行“三光”政策，毁灭我根据地。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为第二阶段，敌以9000余兵力转向滹沱河、沙河和唐河沿岸产粮区，目的是对我根据地一面“清剿”，一面抢粮。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为第三阶段，敌在我军民日夜打击下，遭到重大伤亡，开始分批撤退。在反“扫荡”中，我军（包括民兵）共作战560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1.1万余人，攻克敌据点204座，炸毁火车18列，坦克3辆，汽车244辆，击落飞机1架，缴获山炮1门、枪支800余支。与此同时，我军民也付出重大代价，伤亡2427人，敌屠杀群众6674人，烧毁房屋54700余间，许多村庄变成瓦砾。
在我军反扫荡的过程中，我党、政、后方机关、华北联大、剧团、报社分散隐蔽在小山庄，有的遭遇敌人包围，很多人牺牲了。
在反扫荡一开始，我跟侯儒林商量，我们跳出来，到敌后游击区活动，住在蛮子营一带，这样可以避开敌人的锋芒。此外，还有两个好处，一是这里距离保定近，与城里联系方便，可以始终与城里保持联系。二是如果城里的人突然闯来了，我们会告诉他敌人在扫荡，暂时不要去根据地了，避免城里的同志出问题。
9月，我们跳出来了。敌人进攻的第一阶段，我们安全地度过了。敌人进攻的第二阶段，10月中旬以后，敌人部队调头转向滹沱河、沙河和唐河沿岸产粮区，特别加强了对敌占区和游击区的“清剿”。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实行突袭。敌人突然之间包围村子，把全村男女老幼集中起来，挑着刺刀，架着机枪，牵着狼狗，威逼百姓，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当场拷打逼问。区委不断向我们传达斗争形势。我们每天都能听到各方面传来的消息，昨天敌人突袭了哪个村子，死了多少人；今天敌人突袭了哪个村子，死了多少人。
我们的活动也更加频繁，今天住这村，明天住那村；今天两人在一起，明天两人又分开，不断转移。我有时住在水碾头，有时住李家巷。白天不能活动，藏在老乡家，昼伏夜出，晚上转移。一到晚上就能听到各方面的消息。非常艰苦，非常紧张，随时有可能与敌人遭遇。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和侯儒林投宿到蛮子营，一住下就听说最近敌人可能要向这一带偷袭，但是具体偷袭哪个村子也没个准儿。所以我们商量，我俩不能住在一家，如果住在一家，一个是山西人，满口老西儿话，一个学生出身，满口北平腔，万一让敌人撞上不好解释，必须分开住，分散危险。

二、蛮子营遇险（2）

当晚侯儒林去李家巷住在李洛常家，我就住在蛮子营杨森家。
前面我说过，杨森作为乡村的知识分子，有文化，性格憨厚，乐于助人，在村里有着很好的人缘。他家住在村东头，院子比较大，一溜大北房；西房养着牲口。房子的东面是一亩地的果园，种着梨树，有一个水井。家庭比较富庶。杨森的父亲熟识文墨，擅长诉讼文书，乡里谁家要打官司，都得求他书写诉状，因此他也算是一方圣明。杨森的姐姐杨淑蓉识文认字，也是共产党员。
杨森家救过我的命。1943年春天，我患了疟疾，发烧打摆子。游击战争年代，医疗条件很差，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一会儿好一会儿坏，身体非常虚弱。有一天，在杨森家梨园的井边坐着聊天，有杨森和他姐姐。我突然感觉自己头晕，全身无力。当时我想，我怎么刚参加革命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太早了太可惜了。想着想着就没有了知觉。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杨森姐姐家的炕上，他们找来农村的医生，又掐又治，喝了糖水。瞧我渐渐恢复了知觉，杨大姐说：“谢天谢地，快吓死人了！”
我说：“杨大姐，你们救了我一命啊！”
那一天我住在杨森家，我和杨森全家时刻注意着村里的动静。第二天一大早，杨大姐出外倒尿盆，神色慌张地跑回来在我耳边儿说：“坏了，外边一片黄，都是日本鬼子！”
我立刻抽出手枪，问杨大姐：“你看有空儿能冲出去吗？”
她说：“不行啊，满满泱泱的，没空儿。”
看来冲是冲不出去了。杨大姐出主意说：“就在院里藏下吧。”
我脱下八路军服装，换上城里的制服、皮鞋，戴上礼帽，把手枪藏在炕洞里，准备好北平的居住证。我说：“大姐，咱们按时做饭按时让烟囱冒烟，当做什么也不知道。根据情况，随机应变。”
杨大姐就动手烧火，我拉风箱她熬粥，摆上小炕桌，放上碗盛上粥，一个小碟盛着腌茄子，做出要吃饭的样子。平时我挺爱吃这饭菜，今天一点没有胃口。
这时候，透过玻璃窗看到三五个伪军闯进来了。我们起身迎出房门。伪军见我主动迎出来，先是一愣，接着哗啦搂响了枪栓，枪口冲着我，神色紧张地问：“干什么的？”
我看他们挺紧张，自己反倒不紧张了，微笑着回答：“我是从城里来的，基督教信徒，昨天刚到，来会教友的。”说着掏出北平居住证给他们检查。这几个伪军翻来覆去看了半天也没找出破绽。
杨大姐从鸡窝里掏了几个鸡蛋捧给伪军，说：“老总，家里没什么好的，这个您就带着吧。”几个伪军互相瞧瞧，把鸡蛋揣兜里，背着枪走了。
我们返回屋里继续吃早饭。刚端起碗筷，透过玻璃窗，又看见两个日本兵端着刺刀闯进来。
我们又迎出房门。这回杨大姐先拿出一小竹篮鸡蛋给那两个鬼子。两鬼子把竹篮一拨拉，冲我举着刺刀哇啦哇啦乱叫。我在中学学过日语，这会儿跟鬼子怎么说他们也听不明白。我就蹲在地上拿树枝又写又画，汉字、片假名，连比划带解释，他们总算明白个大概：我是北平的学生，信仰基督教，来这里会教友。
两个鬼子似乎弄明白了，互相点点头，看来是相信了，抬腿开路，临走没忘了提走那篮鸡蛋。
我们进屋接着装做吃早饭。过一会儿，响起了枪声。事后得知，敌人把全村百姓押往村北头空地集中。村党支部书记王瑶（王洛宝的叔伯弟弟）乘敌人不注意，抽身钻了胡同。日本兵发现立即朝他开枪，王瑶不幸中弹，他带着枪伤继续往前跑，日本兵追到一个院子里，他坚决不屈服于敌人，日本兵用刺刀将他杀害。王瑶壮烈牺牲。
日伪军把全村人集合起来，架着机枪，牵着狼狗，挥着刺刀，逼问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村里很多人知道我此刻就在杨森家住着，他们却不约而同地严守秘密，始终没有透露我的任何信息。
敌人在村子里折腾了一整天，闹得鸡飞狗跳。从各家抢来粮食牲畜，杀猪宰羊，架上大锅，又煮又烧，大吃大喝，直到傍黑才带着抢来的粮食和东西撤走。
那天敌人也突袭了李家巷。侯儒林住李洛广家，敌人进村后，李洛广家院墙根儿上戳着一垛一垛的高粱秸，李洛广就叫侯儒林藏身在高粱秸后边。敌人进院搜查，翻箱倒柜，用刺刀往高粱秸里乱戳了一通，赶巧刺刀都贴着他身边捅过去，居然没有伤及他。在李洛广一家的掩护下，侯儒林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敌人走后，我和侯儒林见了面，一商量，马场村没有敌人的据点，今晚就住马场村吧。这样，我们就在马场村李洛常姑姑家住了几天。
    12月底，反扫荡胜利结束，我们返回周庄。正赶上一分区召开反扫荡总结大会，看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又得以相见，大家互相亲切握手。杨成武司令员作了总结讲话，我们在下面听着，回忆着几个月来惊心动魄的经历，感觉自己一下子成熟了许多。日伪如此猖狂的扫荡被粉碎了，我们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对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更加充满信心！    

第九章 宋汝棼和北京大学党支部

    * 一、建立北京大学党支部
* 二、抗战胜利之际主动出击

   一、建立北京大学党支部

原由我担任支部书记的育英中学支部的同志，1941年暑假从育英中学毕业，一同考入燕京大学。这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封闭占据了燕京大学。我受命执行任务经平西抗日根据地，到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工作，王湘、韩叙、潘超去了晋察冀。留在北平坚持地下斗争的原育英中学支部的同志有宋汝棼、饶毓菩、徐伟等。宋汝棼转入北大工学院，饶毓菩转入北大医学院，徐伟转入北大法学院。
1942年12月，我受刘仁派遣潜入北平，根据当时的情况，建立了新的支部，支部书记宋汝棼，组织委员饶毓菩，党员徐伟。
支部建立后，宋汝棼要求到根据地学习，亲身体验根据地军民的抗日生活，学习党的文件。同时，提出这种要求的还有薛成业等。我考虑到，他们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在城里工作，那里敌伪统治非常严酷，在地下状态的环境中学习文件极为有限。一般的学习就是听我的口头传达，偶尔带给他们一两件手抄的文件。我同意他们的要求，叫他们一放寒假就出发，寒假结束开学之前返回北平。并分别向他们交代了行期和接头暗语，路线是保定——蛮子营——周庄。据宋汝棼后来回忆，他到达保定后投宿在一家骡马大店，跟秘密交通员刘忠（王洛宝）接头时，宋汝棼看着手表问：“你的表现在是9点吗？”刘忠回答：“你的表错了，现在还刚刚8点。”
1942年放寒假后，在刘忠和武装交通员的护送下，宋汝棼他们如期到达了晋察冀第一分区所在地易县周庄，第一分区司令部、一地委就驻在这里。此时，我们的交通站也设在这里。为什么把宋汝棼、薛成业留在周庄培训学习？我的考虑是，宋汝棼、薛成业在北平城里掩护条件好，易于长期隐蔽；培训结束后他们将分别回到城里继续坚持自己的工作。如果去阜平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培训班学习，路途较远，来往需要更多的时间，寒假结束前有可能回不到北平。派遣回城易于暴露。留他们两人在周庄，则避免了这些问题。
我们交通站安排宋汝棼、薛成业住在一家地主的厢房里，叮嘱他们白天尽量不要到村里走动，以免被可能潜入根据地的汉奸特务发现。学习内容有整风文件《改造我们的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由张一峰讲课，他讲得很认真，联系实际，深入浅出；我结合自己的工作体会、学习心得以及根据地的见闻，和他们座谈交流。
晋察冀地委组织部长牛树才在我们建立秘密交通站的工作上曾给我们很大支持和帮助，这次又请他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讲授了对敌斗争策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其间还去第一军分区听了杨成武司令员作的形势报告，他从苏德战场讲起，讲到抗日战争局势、晋察冀以及第一分区的斗争情况。能够聆听杨成武司令员的报告，对于长期在北平坚持地下工作的同志们来说确实很难得。    
    当时的生活条件还很艰苦。屋内的取暖方式是灶火连着炕洞，在做饭时用灶火同时烧炕。他们住的是厢房，没有炉灶就不能烧炕取暖。吃的是小米粥和咸菜。即使如此，革命的热情互相感染，他们始终情绪饱满，休息时就亮开嗓子高唱抗日歌曲。这种无所顾忌尽情高唱抗日歌曲，对于在敌伪统治下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来说，简直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享受。培训期间，交通站也设法改善生活，春节那天吃的小米面饸饹，事后多少年再见面，每每提起来也觉得香甜依旧。
这次培训，使宋汝棼和薛成业在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上有了很大提高，他们回到北平以后，以新的姿态独立开展工作，很快打开了新局面。

宋汝棼任书记的支部主要是在大学生中，重点是在北京大学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成为包括工学院、医学院、法学院、文学院的北京大学党支部……。

……北京大学支部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发展的党员、抗日积极分子（包括去晋察冀的）约有50多人。

一年一度，又值澳洲的父亲节，虽然最近忙得晕头转向，但不写点什么，于心不安。

因为要搬家，整理东西时，看到了1999年回国时，带回来的一盒布满烟尘的旧书信。曾经粗粗地整理过一遍，这次又大致整理了一下，发现其中有一些有意思的信件和日记。不少都是文革期间的，在这里晒一晒两封70年代初的家信。

一封是当时的老保姆徐阿姨给我的信，落款没有写年份，估计是70年春节过后。

1968年9月，我们学校一大批同学插队来到了当时属于内蒙古地区的通辽，我弟弟是后来自己一个人跑去通辽插队的，所以信里面提到了他在农村落户口的问题。我们头一年响应号召，在农村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了一个”革命化”春节。第二、第三个春节，很多同学都回天津了，老阿姨的这封信，应该是70年回津探亲的同学们离津后写的。

那段时间，我们文革中居住的常德道小院已四壁空空，只有老阿姨带着她的小孙子在那里看家。母亲当时的情况已经好一些，不再被省委造反派关押；养病的父亲被拉去省人委干校，那里管理比较宽松（父亲在那里还结交了一位原机关的老工友，两人十分谈得来，我曾去探望，父亲让我拜那位老工友为师，学习他祖传的针灸挑治技术，离开干校时，老工友还送了我一包特殊的针灸针）。而我们这些上大学，中学的兄弟姐妹，以及侄儿侄女们都天南海北，上山下乡去了，天津就留下了小一些的侄子和侄女，这封信是大哥的小儿子（向光）帮着阿姨写的，写得相当不错。信后还附有一纸条，向光说，老阿姨的信都是他给读和写回信的，阿姨收到信特别高兴，让我们尽量多写信回家….

阿姨的信中写道：
“……你同学到这来时，说你们那很好，我挺高兴。我看见他们就好像看见你一样，你来信说贫下中农待你们很好，就像在家里一样，我也挺高兴。我身体很好，你和胖子（弟弟的小名）就放心吧，宝玉（阿姨的孙子）也很听话……你妈前几天给我来信说，她三月底去劳动半个月，没说去哪，你知道吗？你爸也给我来信了，他说星期日他们几个病号到城里去洗澡，还下饭馆，上午九点去，下午五点才回来，看来他那的情况还不错……”

短短几句话，可以看出家人们的相互惦念，人人都在互报平安，或者说，都在报喜不报忧？

阿姨在信中又说：
“告诉你一件好事，这里发布票了。一人一尺七丈三寸，这下可好了….这的当院里，我已经种满了蒜，等你们回来吃糖蒜。
共同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读老阿姨的来信，似乎看到她善良忠厚的面容，而字里行间流露的朴实和乐观让人感动。

另一封信是父亲在我上了大学（工农兵学员)的第一个期末写给我的。

当时系里统考基础课（因水平参差不齐，题也不能出得太难，我们高中毕业生应该都没有问题，数理化课程的老师，还让我们去辅导其他同学），我从小学习不努力，但文革停课，农村插队后，才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另外，当时心里还憋着一口气，用我弟弟的话讲，不吃馒头也要争口气，要为被打倒的父母争口气，为我们老三届争口气！所以那次考试成绩不错，在系里总分第一。尽管知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但还是挺高兴的，于是写信给已经回津，但还没有“解放”的父母报喜（对父母只能报喜不报忧）。

但父亲回信中除了鼓励和称赞外，又把我狠批了一顿，因为我的字写得太乱：
“……过去向你提过，写好写坏，要认真写不要乱画。我看了你这次来信，给你数了数，全信及信封中，有二十三个写得根本不是字，或可读做另外的字。乱划的习惯要改掉，应规规矩矩写。如想写行书字或草字，可买写行书或草书的字帖，看看怎样写法。不然，规规矩矩写楷书，写得多了，快了，自然就形成行书字。总之写得好坏，是一个问题，一个大学生，总应该写的是字。你如认真写，不要说专门练习，就是平常作业，习作，临时应用等，经常规规矩矩、正经一笔一画的写，可以写成一笔顺过眼的字儿。但如胡画，则将养成坏习惯，无法改正。”

老年父亲手有些颤抖，字迹比较潦草，但据他的老战友们回忆，父亲的字写得不错。在孔子网上曾见到过一张父亲50年代写的毛笔字批文，字体端正规矩：

写到这里，眼前浮现父亲慈祥的面容，爱怜而略带责备的目光，怀念之中，难免有些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