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夏秋冬

转自墨村二平新浪博客

（图：詹大南、牛树才（右）1948年在解放多伦前线）

有一朋友读了《往事回忆（二十六）》后，在评论中问：看徐海东和警卫员照片中（詹大南16岁参加红军时曾为许海东警卫员），詹大南也是大个子，这一比牛树才更高，到底多高啊？

上面这张照片因为一远一近，看起来两人身高差别挺大，但实际上差别不会那么大，不知道百年老将军年轻时身高多少，但父亲身高1.84米左右，所以詹大南将军也应该是个一米八左右的大个子。

平津战役纪念馆初建时，需要父亲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照片，但没有找到，只能用了一张早期的穿便装的照片（见《往事回忆（三十三）平山老家行》）。

最近4、5年一直努力在网上搜索父亲在战争时期的照片，但只找到了上面这张非常模糊的照片。

谈到牛树才多高，引出了一个最近人们关心的话题，也让我在读到凤凰网的一篇有关伟人们多高的文章时，觉得有些好笑。

此文以批判个人崇拜为由，“引经据典”拿出一系列照片，证明毛泽东没有那么高大，只有1.75米，因为蒋介石不到1.7米，毛泽东比他高不多，还因为他比罗长子（罗瑞卿）矮5公分，而罗瑞卿只有1.80米…..

不知道伟人们到底有多高，谁比谁究竟高多少，但很清楚我们家男孩子身高都在1.8米以上，而父亲比他们都还要高。

通过照片比人物高矮，是非常不准确的，就像上面这张照片，似乎两人身高相差不少，但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照片中人的位置不同、拍照时地面的状况、拍照的角度等等，都会造成人物高矮的错觉。

而要以此错觉为依据来“论证”什么，批判什么，是不是就有些欲治其罪何患无辞之嫌？

由此想起了抗战时期的一个故事。

一次晋察冀开会，父亲可能因个子高与罗瑞卿分在一个屋子里住。一般老乡家的炕，对一米八几的大个子，长度都不是太富裕，把两个大个子分在一起，睡觉时可以稍微斜着点，或横着睡，具体他俩怎么安排的，记不太清楚了。但当时两个人都说自己比对方高，不太服气，于是跳下炕来比了一比，究竟谁更高一些呢？父亲也记不太清楚了，总之两个人的身高应该是相差不多。

看来历史事实也不是那么容易改写的，包括伟人们的身高？

这两年清明都未能回国。去年写了一帖: 《老家行》，讲的是前年清明回曲阳老家之行。清明期间，思绪万千，自然想起了去年11月回母亲的老家平山之行。重踏故土，回到平山东冶村，参观附近的西柏坡战争纪念馆，似乎重踏父母走过的路，也是心中对前辈的一种祭奠。

解放前夕，我和妹妹都寄养在奶妈家。我的奶妈在承德山区一家农户，对我很好，我在她家养得白白胖胖，后来就与他们家结成了干亲。但父母去看妹妹时，见她小脸黄瘦，实在不太放心，于是就把我俩都接到了姥姥家。70年代初，我和妹妹与表妹一起回过平山老家，还住了一晚。近五十年了，旧地重游，感慨万分。出国后每次回国时间都不长，也没有机会回过平山。但这次回国时间应该是最短的了，却能实现平山老家一行，还要感谢大姐事先的安排得当。

自古燕赵多有慷慨悲歌之士，平山县被称为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的故乡”。1937年11月平型关战役后，五台分兵，聂荣臻率领一个独立团和其它部队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八路军的号召下，短短几天内就有1700多平山青壮年参加了八路军，约占初建的晋察冀部队人数的一半，其中1500人被编为八路军120师718团，这就是以勇猛善战著称的“平山团”。8年全面抗战中，20万人的小县，却有 1.2万人参加了八路军的正规军，7.5万余人参加村自卫队、游击组，共动员抗战人数近9万人，几乎占到了当时整个县将近一半的人口。平山县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而抗日战争时期有14000位平山同胞遇难，抗战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5048位。

母亲是在1937年20岁时离家前往山西孟县，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民主政府的筹建。时任县妇救会主任，县委妇女部长。两个年轻的舅舅也都随之参军抗敌。

这次回到平山县，一路看到“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巨幅标语十分醒目。47年-48年间，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都陆续搬到了解放区的模范县平山。中央机关驻扎的西柏坡离老家东冶村不远，当时整个平山县几乎都成了领导中国解放战争的大本营。

来到东冶村后，发现已经找寻不到记忆中的景象了，只是村边吃草的羊只，让我感觉到一种熟悉的亲切。走在村中，看到近年来村里年轻人大多都离开了，许多人家，人走屋空，屋舍荒废。七十年代我们居住过的姥姥家的庭院，也是断壁残垣，杂草丛生。虽然一位表弟将老宅买下，但因无人居住，就一直这么荒芜着。

（上图：东冶村边）

（上图：姥姥家故居门前）

东冶村还有最早的公安学校遗址（下图）、董必武故居等

（上图：据说是董必武故居，几年前还有牌子）

我们还参观了附近的西柏坡解放战争纪念馆，是第一次见证红色旅游项目。见到参观者穿着军装，还以为他们是在表演节目呢，难免被参观者嘲笑，说实话，每次回国，都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呵呵。

在纪念馆的平津战役部分，拍下了平津战役参战部队的照片，其中有父亲所在的冀热察部队。

（上图：西柏坡解放战争纪念馆中的平津战役参战部队）

1999年年底，参观过初建的平津战役纪念馆，也拍下了有关冀热察部队作战部分的照片（上图）。

图中照片穿军装者为詹大南将军，穿便装者为父亲，遗憾的是，至今也还没有找到父亲解放战争时穿军装的照片。近20年了，纪念馆一定变化很大。适逢平津战役70周年，颇为感触，下次回国争取去一趟。

在河北保定地方志的网站中，有一曲阳县的文物遗存网页，其中列举了二十八个曲阳最重要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以及最有名的石刻石造石碑等文物。这二十八处（件）文物，二十七个均为清朝以前的文物，最后一件，是清朝之后的唯一重要文物，这就是”燕南民众学校”的一幅大理石雕刻的校匾。

网页中是这样介绍这一校匾的：

“燕南民众学校”石刻校匾：燕南民众学校始建于1926年，为了与当时曲阳国民党所建的“平民学校”区别，取名“民众学校”。为了使该校成为全县文化教育和秘密进行革命活动的中心，刻制一幅大理石校匾，中共党组织通过高子珍，请钱玄同和黎锦熙二先生，1932年7月15日分别为“燕南民众学校”题字和注音。字体为隶书，苍劲有力，瘦硬挺拔，别具风格。钱玄同是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是辞书专家，二先生都是社会名流。“

谈到燕南民众学校，需要简单介绍一下在20年代至三十年代初的曲阳，以及父亲在这段时间的经历。以下一段摘录自保定地方志：

“在党的创建初期，一批在北京、保定上学的曲阳籍青年学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2年，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的彭桂生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曲阳最早的共产党员，此后，一批进步青年相继入团、入党。他们利用假期，在城内县立第一高小举办“民众班”，宣传马克思主义，使许多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曲阳在外地读书的进步学生相继回乡，开办“补习班”，继续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在1928年创建了第一个革命活动阵地——燕南民众学校。“

父亲也就是在1920年，12岁在曲阳高小读书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23年，15岁时考入了保定直隶省甲种工业学校，主修纺织，他在学校参加了“曲阳黎明同乡会”，“书报介绍社”等进步团体。

（图一：1924年，16岁的父亲）

以下见博文《父亲简历》：

“1925年“五卅”运动中，牛树才组织学生罢课，游行示威，上街下乡宣传民主、爱国及进步思想，被选为学生会领袖和保定学联代表，因此被学校开除；

1925年9月，牛树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转入保定大中专业学校，做团的领导工作；1925年年底，因领导学生发起反对学校反动当局贪污腐败的学潮，再次被开除。

1926年，被学校开除后回到家乡，牛树才与一些进步青年，在曲阳城发起了“读书会”，每周聚会一次，组织阅读《响导周报》、《微声》等进步书刊，在曲阳各学校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同保守落后的旧文化势力作斗争，以扩大党的影响。“

（图二：1925年被甲种工业学校开除后全班同学临别留影，父亲-白衣上有记号）

（图三：1925年被甲工开除后校内团员留影，父亲-白衣坐者）

图二和图三照片是1964年王煜文前辈（其兄在照片中）寄给父亲的，父亲原照被烧毁。图三照片中文字：“森，怀是我们第一次受挫折的”，父亲原名为树森，另一同学“怀”，记不清姓名了。

1927年筹建“燕南民众学校 ”

维基百科词条中，简单介绍了燕南民众学校的成立和活动：

“1927年，筹建曲阳城厢平民学校（后改名燕南民众学校），牛树才任董事长兼校长。1931年，曲阳县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他即与县党组织取得联系，并以平民学校为掩护，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在一些历史资料中，所列燕南民众学校成立日期不同，曲阳文物遗存中是1926年，而父亲所写的一篇几年烈士赵建庵的回忆文章中，成立日期为1928年春，综合对一些其它资料的考察，维基百科词条中所述：”1927年，筹建曲阳城乡平民学校“，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父亲与曲阳革命烈士赵建庵（据一些资料上称，还有张涛、田里夫、刘培基、张亚平、杨剑豪）等九人，在1927年筹建了“曲阳城乡平民学校“， 1928年春正式成立。这是一所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为宗旨的学校，后改名“燕南民众学校“。取名“民众学校”是为了与曲阳国民党所建的“平民学校”有所区别。

当时父亲任董事长兼校长，赵建庵等任董事。这所学校是曲阳县的第一个进步组织，对宣传新思想，促进曲阳新文化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也是曲阳县第一个革命活动中心。

1931年，曲阳县建立了共产党组织，父亲即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以平民学校为掩护，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在此期间，学校曾一度被国民党关闭，父亲及董事会成员，与反动势力周旋，保证了学校在白色恐怖中的生存，培养和保护了一代曲阳革命者，为曲阳革命活动筹集经费，进行救助被捕革命者等地下活动。

1932年7月15日，燕南民众学校请来了两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改革家、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和黎锦熙，请这两位国学大师为学校题字，并将题字制成了大理石石匾（现存于曲阳北岳庙内）：

（图四、五：燕南民众学校校匾就、拓印）

在校匾上，校名上方，是一行注音符号，左方题字处“钱玄同题字”的右边，有一行注音符号，“黎锦熙注音”的右边也有一行注音符号，而校名下方，则是题字和注音的罗马数字日期。

一幅石匾，既有繁体文字，又有注音，还有罗马数字，三者并存，实为当时钱、黎等提倡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好写照！难怪曲阳将此列为28个最重要文物，成为28个文物中唯一一件清朝之后的历史文物，这也是曲阳在共产党建党初期的革命历史见证。

钱玄同和赵元任，黎锦熙等数人曾共同制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35年，钱玄同抱病坚持起草了《第一批简体字表》，是中国实行简化字的先驱。

（图五、1927年燕南民众学校时期的父亲与冀明信）    （图六：照片背后1964年的父亲的题词）

图六照片背后的题词为：“戴眼镜者为万全县冀明信，乃当时甲工党的领导人，下落不明。”

1964年时，父亲还不清楚，在这张与冀明信分手时合影之后，冀明信去了平凉，一年之后，1928年6月17日，被国民党杀害于西安北门外，时年23岁。

1934年，学校被国民党查封，直到1945年才重建，此后的燕南民众学校，已与父亲无关。

1937年10月2日，日军占领曲阳城，并储备大量军用物资，作为其南进石家庄、西出太原的兵站。10月中旬，开辟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115师一部，从阜平挺进曲阳，18日攻克曲阳城，这是我八路军出师以来解放的第一座县城。10月下旬，建立了晋察冀边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曲阳县抗日政府。

父亲在1937年投身抗日战争，任曲阳城区抗日战地动员会主任，参加了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的筹建，抗战中曾任中共曲阳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等职。

1939年10月父亲离开了曲阳，艰苦奋战整整10载，只是在1949年带队南下时，才得空再一次重踏故土。

现在曲阳县内，有一所燕南学校，为县直属重点国办小学，其官网介绍校史网页中指出：“这是我县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也是我县党组织的摇篮，曾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网页列举了历任校长，第一任校长为牛树才。

作者：张大中

“这是一本口述史，作者叙述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十一年地下党工作的经历和新中国建立初期知识分子运动的反思及“文化大革命”中秦城冷月七年零四个月的监狱生活。育英中学第一个党支部的成立；北平地下党的秘密活动点；平西抗日根据地妙峰山交通站；保定、满城地区开辟的秘密交通线；充满传奇色彩的安全转移；中山公园音乐堂流血事件；轰动一时的沈崇事件；燕京大学校园里开辟出国统区中的解放区；北师大“四九血案”；是一部表现大批知识分子、进步教授学者和青年学生冒着生命危险，追求真理，追随革命，为了理想的实现而奋斗的历史画卷。”

有兴趣者可在网上查看全文：中共党史出版社 

其中第六章，第八章，第九章，有作者回忆当时在晋察冀一分区的经历，节选部分如下：

第六章 疏通血脉——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

1942 年初，刘仁、刘慎之派我和张一峰到保定地区开辟秘密交通线。当时刘仁分管交通处。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2初到1943年4月由我和张一峰。第二阶段：1943年4月到1944年3月由我和侯儒林。这两个阶段，我先后协助张一峰、侯儒林负责秘密交通线的工作，同时我还负责联系北平地下党的工作，经常化装进城。第三阶段：1944年3月，侯儒林调往易县，负责易县交通线的工作；保定地区交通线由我直接负责，新派来的李勤协助我。与此同时我继续负责联系北平地下党的工作。

* 一、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1）
* 一、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2）
* 一、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3）
* 一、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4）
* 一、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5）
* 二、隐蔽在人民中间及联络方法
* 三、粉碎敌人一网打尽的阴谋

  一、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1）

为什么要开辟新的秘密交通线呢？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北平、天津、唐山和铁路系统的党的地下组织由设在敌占区的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领导，使用的交通线是社会部建立的经北平近郊妙峰山、房山的两条秘密交通线。1941年初，中共中央晋察冀北方分局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后，鉴于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遭受破坏的教训，决定不在敌占城市设立统一的领导机构，而由设立在根据地的城市工作委员会实行“异地领导”、“多头联系”、“单线联系”的方式开展敌占城市的工作。于是，建立秘密交通的工作就被提到更为重要的地位……。

为什么选择在保定建立交通线呢？

首先，原来的两条交通线非常难走…….
再者，原来的两条交通线都不够安全。……1941年4月就发生过“八个孩子”在去根据地的路上遭敌逮捕的事件。当时雷炎等八名青少年从海淀西北旺出发，由民兵接力带领，绕小道、爬梯田，跋山涉水日夜兼程，走了六天才到达斋堂。不料，敌人突然袭击把他们逮捕了。

 一、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2）    

由于交通困难，有些青年在去根据地的路上被敌人逮捕；有些在北平已经暴露的同志不能及时转移到根据地去，只能在城内东躲西藏。由此而来的后果是，按照地下工作的组织原则，与其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同志必须迅速躲藏转移，以至有的同志曾因此而失掉组织联系。更令人焦虑的是，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不能及时传达到北平，而北平党组织的情况也不能及时汇报到城工委。
保定的地理环境与上述两条交通线明显不同。
首先，保定离晋察冀根据地比较近，这中间只在满城有一条敌人的封锁线，进出方便。满城县境大部分是平原游击区，部分是边缘山区，一过满城就比较安全了。接着往山里走，进去就是晋察冀根据地的腹地——平山县。
其次，保定是中等城市，是伪河北省省会所在地，来往人员多，城乡联系多，当时城里人和农村人穿的服装不一样，城里人到一般小县城很是惹眼，而到保定这样的中等城市则不然。保定日常生活用品很多，农产品城乡交易比较活跃，小商小贩和进城买东西的农民很多。北平、天津来的人，来到保定并不惹人注目。
临近的山里养蜂养羊，出蜂蜜，出羊皮、羊肉，出柿子、核桃、大枣等山货，都需要运进保定进行交易，乡下需要的日用品也得从保定买回去。城乡贸易带动城乡人口的对流。我们这些人混在来往的客商、小贩和农民之中并不显眼。
当时说，交通线是党的血脉，血脉不通，工作很难做。有了交通线，血脉就活了。    
我们从1942年春天搞起。我们通过晋察冀第一分区地委书记王国权、组织部长牛树才的介绍，在满城县委驻地东赵庄设立了交通站。这个交通站也是我和张一峰工作和住宿的地方，是秘密交通线的枢纽。    
    有了交通站，还要建立若干个秘密联络站，这样才能以点连线，构成一条秘密交通线。
满城县县委书记石金奎是本县郄庄人，他足智多谋，而且对当地情况了如指掌，人送绰号“济公”。经石金奎介绍，确定把秘密联络站建立在保定近郊的蛮子营村。我们在当地第五区区委（书记牛彬，宣传委员石金庚，区长赵锡武）和村党支部的帮助下，选定了秘密交通员，并以他们的家庭为秘密联络点。
蛮子营是个什么地方呢？
从保定火车站一出站口就是四里营，出四里营就会看见在火车道边上竖着个警察阁子，那是日伪警察的检查口，下火车的第一关就是要通过这里的检查。然后往西三四里地就到了水碾头村。过了水碾头村是小车村，不进小车村村里绕着从村边过去，就到了蛮子营村。这一带是游击区，蛮子营东距保定仅十四五里。我们的人白天在保定下火车，一两个小时就到了蛮子营。蛮子营一带出产蔬菜、莲藕、荸荠，那里有一片一片的莲花池塘，夏季风景秀美；满眼荷花，香气弥漫。蛮子营还种水稻，稻田里唱响蛙声一片。如果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里将是多么富庶美丽的田园啊！

……

第八章 秘密交通线上遇到的种种险情

    我们满城秘密交通站设在抗日根据地里，有时和满城县委住在一起，有时和晋察冀一分区地委住在一起。秘密交通线上的交通站、点都在游击区、接敌区。最接近敌占区的交通点（堡垒户）在水碾头，距保定只有几里路。来往的地下工作人员就是从保定市下火车，经过这些站、点进入根据地的。我们为了做好交通站、点的工作和接送来往的地下工作人员，经常活动在游击区、接敌区，我还不断进入北平城，要时刻警惕着敌人的突袭，时刻准备着应对各种突发的敌情。危险甚至牺牲，也时刻伴随着我们。

    * 一、遭遇与误会
* 二、蛮子营遇险（1）
* 二、蛮子营遇险（2）

 一、遭遇与误会

1943年夏季，我从北平联系地下党返回时，在由保定到蛮子营的路上，刚过水碾头，后面跟上来十四五个巡逻的伪军。我就当做什么也没看见，和原先一样从容不迫地往前走，心里迅速盘算着怎样应对。
领头的伪军赶上来，用枪一指：“站住，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看朋友的。”
那家伙不信：“看朋友的？伸出手来看看！”
我张开手掌，那家伙眯着眼像看手相似的来回看。他这是看我有没有握枪磨出的手茧。接着又要我“撩开裤脚！”他这是看我有没有扎绑腿的痕迹。那时八路军是扎绑腿的。结果是什么也没有看出来，认定我不是八路，就说：“蛮子营一带村里白天没事，晚上可有八路军，你不如今晚住到我们炮楼里，明天再去。”
我连忙说：“谢谢，那我就不去蛮子营了，我回北平。”说罢扭头向保定方向走去。走了一段回头一看，巡逻的伪军晃晃悠悠朝北面白马场的敌人据点走去了，我骂了一句“这帮笨蛋！”
我回到水碾头堡垒户家里躲了一阵，然后就向西直奔蛮子营。
1943年大扫荡之后，我常带着高深从北平回根据地。有一次，我们先到蛮子营，晚上王洛宝送我们，走到宋家屯一带碰上了区小队，我们就和区小队联系，约定当晚和他们一起穿过封锁沟回根据地；联系好后，王洛宝就回蛮子营了。傍晚我们分散在各家吃派饭，我和高深派在一家，忽然枪响了，日伪军进村了。区小队就和伪军噼哩啪啦地交上了火。一时不明情况，我们怎么办呢？我先把高深藏在老乡家的粮食缸里，盖上盖儿，我叮嘱他千万别出声。我掏出手枪躲在门后面，注意情况的变化。
过一会儿枪声不响了，全村静悄悄的。我很快走到街上去了解情况，老百姓说没事了，是遭遇战，打跑了。区小队与一股日伪巡逻队遭遇了，黑灯瞎火的交手一阵，谁也不敢恋战，各自撤走了。区小队向西边走了。这样一来我们与区小队失去联系，怎么办呢？这一带的路我比较熟悉，就带着高深连夜又回到蛮子营，过了几天才回到根据地。
在游击区、接敌区，敌我活动频繁，遭遇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当地军民警惕性都很高，弦绷得紧，有时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发生误会。1944年春，我在保定市南面于家庄、方顺桥两个小火车站建立新的交通线后，决定自己走一趟，以了解沿途的情况。这次我穿着徐伟的北京大学黑色学生制服，戴着黑色制服帽。从方顺桥下车，刚进了东村的村口，迎面快步而来的村党支部书记慌忙地说：“哎呀，你怎么这身打扮呀？远远看上去活像个伪警察，民兵早在房上埋伏好了，拉开枪栓瞄着呢。要不是我认出来，他们就搂机子开火啦！”
还有一次我从北平返回根据地，身穿长衫，头戴礼帽，夜间跨越封锁线地带。黎明时分走到一个山坡间，被一位站岗的八路军战士拦住，盘查讯问，不准通行。一定要问清楚我是干什么的。我这身打扮一时也解释不清，只得说：“我什么也不跟你讲，只要见了你们首长，我就说实话。”这位战士带我去了团部，正在吃早饭的第三团团长肖应棠见到我，哈哈大笑，说：“闹了半天原来是你呀！快坐下，一块吃饭吧。”

    二、蛮子营遇险（1）

1943年秋冬，敌人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一次大扫荡。从规模上看，这是最大的一次。这年9月16日至12月15日，敌调集4万余人的兵力，对北岳区进行历时三个月的“毁灭扫荡”。9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为第一阶段，敌以1.7万余人，采用分进合击和长距离奔袭的战术进犯我中心地区各要点，目的是寻找我主力决战，和以重兵进行“清剿”，实行“三光”政策，毁灭我根据地。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为第二阶段，敌以9000余兵力转向滹沱河、沙河和唐河沿岸产粮区，目的是对我根据地一面“清剿”，一面抢粮。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为第三阶段，敌在我军民日夜打击下，遭到重大伤亡，开始分批撤退。在反“扫荡”中，我军（包括民兵）共作战560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1.1万余人，攻克敌据点204座，炸毁火车18列，坦克3辆，汽车244辆，击落飞机1架，缴获山炮1门、枪支800余支。与此同时，我军民也付出重大代价，伤亡2427人，敌屠杀群众6674人，烧毁房屋54700余间，许多村庄变成瓦砾。
在我军反扫荡的过程中，我党、政、后方机关、华北联大、剧团、报社分散隐蔽在小山庄，有的遭遇敌人包围，很多人牺牲了。
在反扫荡一开始，我跟侯儒林商量，我们跳出来，到敌后游击区活动，住在蛮子营一带，这样可以避开敌人的锋芒。此外，还有两个好处，一是这里距离保定近，与城里联系方便，可以始终与城里保持联系。二是如果城里的人突然闯来了，我们会告诉他敌人在扫荡，暂时不要去根据地了，避免城里的同志出问题。
9月，我们跳出来了。敌人进攻的第一阶段，我们安全地度过了。敌人进攻的第二阶段，10月中旬以后，敌人部队调头转向滹沱河、沙河和唐河沿岸产粮区，特别加强了对敌占区和游击区的“清剿”。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实行突袭。敌人突然之间包围村子，把全村男女老幼集中起来，挑着刺刀，架着机枪，牵着狼狗，威逼百姓，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当场拷打逼问。区委不断向我们传达斗争形势。我们每天都能听到各方面传来的消息，昨天敌人突袭了哪个村子，死了多少人；今天敌人突袭了哪个村子，死了多少人。
我们的活动也更加频繁，今天住这村，明天住那村；今天两人在一起，明天两人又分开，不断转移。我有时住在水碾头，有时住李家巷。白天不能活动，藏在老乡家，昼伏夜出，晚上转移。一到晚上就能听到各方面的消息。非常艰苦，非常紧张，随时有可能与敌人遭遇。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和侯儒林投宿到蛮子营，一住下就听说最近敌人可能要向这一带偷袭，但是具体偷袭哪个村子也没个准儿。所以我们商量，我俩不能住在一家，如果住在一家，一个是山西人，满口老西儿话，一个学生出身，满口北平腔，万一让敌人撞上不好解释，必须分开住，分散危险。

二、蛮子营遇险（2）

当晚侯儒林去李家巷住在李洛常家，我就住在蛮子营杨森家。
前面我说过，杨森作为乡村的知识分子，有文化，性格憨厚，乐于助人，在村里有着很好的人缘。他家住在村东头，院子比较大，一溜大北房；西房养着牲口。房子的东面是一亩地的果园，种着梨树，有一个水井。家庭比较富庶。杨森的父亲熟识文墨，擅长诉讼文书，乡里谁家要打官司，都得求他书写诉状，因此他也算是一方圣明。杨森的姐姐杨淑蓉识文认字，也是共产党员。
杨森家救过我的命。1943年春天，我患了疟疾，发烧打摆子。游击战争年代，医疗条件很差，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一会儿好一会儿坏，身体非常虚弱。有一天，在杨森家梨园的井边坐着聊天，有杨森和他姐姐。我突然感觉自己头晕，全身无力。当时我想，我怎么刚参加革命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太早了太可惜了。想着想着就没有了知觉。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杨森姐姐家的炕上，他们找来农村的医生，又掐又治，喝了糖水。瞧我渐渐恢复了知觉，杨大姐说：“谢天谢地，快吓死人了！”
我说：“杨大姐，你们救了我一命啊！”
那一天我住在杨森家，我和杨森全家时刻注意着村里的动静。第二天一大早，杨大姐出外倒尿盆，神色慌张地跑回来在我耳边儿说：“坏了，外边一片黄，都是日本鬼子！”
我立刻抽出手枪，问杨大姐：“你看有空儿能冲出去吗？”
她说：“不行啊，满满泱泱的，没空儿。”
看来冲是冲不出去了。杨大姐出主意说：“就在院里藏下吧。”
我脱下八路军服装，换上城里的制服、皮鞋，戴上礼帽，把手枪藏在炕洞里，准备好北平的居住证。我说：“大姐，咱们按时做饭按时让烟囱冒烟，当做什么也不知道。根据情况，随机应变。”
杨大姐就动手烧火，我拉风箱她熬粥，摆上小炕桌，放上碗盛上粥，一个小碟盛着腌茄子，做出要吃饭的样子。平时我挺爱吃这饭菜，今天一点没有胃口。
这时候，透过玻璃窗看到三五个伪军闯进来了。我们起身迎出房门。伪军见我主动迎出来，先是一愣，接着哗啦搂响了枪栓，枪口冲着我，神色紧张地问：“干什么的？”
我看他们挺紧张，自己反倒不紧张了，微笑着回答：“我是从城里来的，基督教信徒，昨天刚到，来会教友的。”说着掏出北平居住证给他们检查。这几个伪军翻来覆去看了半天也没找出破绽。
杨大姐从鸡窝里掏了几个鸡蛋捧给伪军，说：“老总，家里没什么好的，这个您就带着吧。”几个伪军互相瞧瞧，把鸡蛋揣兜里，背着枪走了。
我们返回屋里继续吃早饭。刚端起碗筷，透过玻璃窗，又看见两个日本兵端着刺刀闯进来。
我们又迎出房门。这回杨大姐先拿出一小竹篮鸡蛋给那两个鬼子。两鬼子把竹篮一拨拉，冲我举着刺刀哇啦哇啦乱叫。我在中学学过日语，这会儿跟鬼子怎么说他们也听不明白。我就蹲在地上拿树枝又写又画，汉字、片假名，连比划带解释，他们总算明白个大概：我是北平的学生，信仰基督教，来这里会教友。
两个鬼子似乎弄明白了，互相点点头，看来是相信了，抬腿开路，临走没忘了提走那篮鸡蛋。
我们进屋接着装做吃早饭。过一会儿，响起了枪声。事后得知，敌人把全村百姓押往村北头空地集中。村党支部书记王瑶（王洛宝的叔伯弟弟）乘敌人不注意，抽身钻了胡同。日本兵发现立即朝他开枪，王瑶不幸中弹，他带着枪伤继续往前跑，日本兵追到一个院子里，他坚决不屈服于敌人，日本兵用刺刀将他杀害。王瑶壮烈牺牲。
日伪军把全村人集合起来，架着机枪，牵着狼狗，挥着刺刀，逼问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村里很多人知道我此刻就在杨森家住着，他们却不约而同地严守秘密，始终没有透露我的任何信息。
敌人在村子里折腾了一整天，闹得鸡飞狗跳。从各家抢来粮食牲畜，杀猪宰羊，架上大锅，又煮又烧，大吃大喝，直到傍黑才带着抢来的粮食和东西撤走。
那天敌人也突袭了李家巷。侯儒林住李洛广家，敌人进村后，李洛广家院墙根儿上戳着一垛一垛的高粱秸，李洛广就叫侯儒林藏身在高粱秸后边。敌人进院搜查，翻箱倒柜，用刺刀往高粱秸里乱戳了一通，赶巧刺刀都贴着他身边捅过去，居然没有伤及他。在李洛广一家的掩护下，侯儒林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敌人走后，我和侯儒林见了面，一商量，马场村没有敌人的据点，今晚就住马场村吧。这样，我们就在马场村李洛常姑姑家住了几天。
    12月底，反扫荡胜利结束，我们返回周庄。正赶上一分区召开反扫荡总结大会，看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又得以相见，大家互相亲切握手。杨成武司令员作了总结讲话，我们在下面听着，回忆着几个月来惊心动魄的经历，感觉自己一下子成熟了许多。日伪如此猖狂的扫荡被粉碎了，我们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对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更加充满信心！    

第九章 宋汝棼和北京大学党支部

    * 一、建立北京大学党支部
* 二、抗战胜利之际主动出击

   一、建立北京大学党支部

原由我担任支部书记的育英中学支部的同志，1941年暑假从育英中学毕业，一同考入燕京大学。这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封闭占据了燕京大学。我受命执行任务经平西抗日根据地，到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工作，王湘、韩叙、潘超去了晋察冀。留在北平坚持地下斗争的原育英中学支部的同志有宋汝棼、饶毓菩、徐伟等。宋汝棼转入北大工学院，饶毓菩转入北大医学院，徐伟转入北大法学院。
1942年12月，我受刘仁派遣潜入北平，根据当时的情况，建立了新的支部，支部书记宋汝棼，组织委员饶毓菩，党员徐伟。
支部建立后，宋汝棼要求到根据地学习，亲身体验根据地军民的抗日生活，学习党的文件。同时，提出这种要求的还有薛成业等。我考虑到，他们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在城里工作，那里敌伪统治非常严酷，在地下状态的环境中学习文件极为有限。一般的学习就是听我的口头传达，偶尔带给他们一两件手抄的文件。我同意他们的要求，叫他们一放寒假就出发，寒假结束开学之前返回北平。并分别向他们交代了行期和接头暗语，路线是保定——蛮子营——周庄。据宋汝棼后来回忆，他到达保定后投宿在一家骡马大店，跟秘密交通员刘忠（王洛宝）接头时，宋汝棼看着手表问：“你的表现在是9点吗？”刘忠回答：“你的表错了，现在还刚刚8点。”
1942年放寒假后，在刘忠和武装交通员的护送下，宋汝棼他们如期到达了晋察冀第一分区所在地易县周庄，第一分区司令部、一地委就驻在这里。此时，我们的交通站也设在这里。为什么把宋汝棼、薛成业留在周庄培训学习？我的考虑是，宋汝棼、薛成业在北平城里掩护条件好，易于长期隐蔽；培训结束后他们将分别回到城里继续坚持自己的工作。如果去阜平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培训班学习，路途较远，来往需要更多的时间，寒假结束前有可能回不到北平。派遣回城易于暴露。留他们两人在周庄，则避免了这些问题。
我们交通站安排宋汝棼、薛成业住在一家地主的厢房里，叮嘱他们白天尽量不要到村里走动，以免被可能潜入根据地的汉奸特务发现。学习内容有整风文件《改造我们的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由张一峰讲课，他讲得很认真，联系实际，深入浅出；我结合自己的工作体会、学习心得以及根据地的见闻，和他们座谈交流。
晋察冀地委组织部长牛树才在我们建立秘密交通站的工作上曾给我们很大支持和帮助，这次又请他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讲授了对敌斗争策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其间还去第一军分区听了杨成武司令员作的形势报告，他从苏德战场讲起，讲到抗日战争局势、晋察冀以及第一分区的斗争情况。能够聆听杨成武司令员的报告，对于长期在北平坚持地下工作的同志们来说确实很难得。    
    当时的生活条件还很艰苦。屋内的取暖方式是灶火连着炕洞，在做饭时用灶火同时烧炕。他们住的是厢房，没有炉灶就不能烧炕取暖。吃的是小米粥和咸菜。即使如此，革命的热情互相感染，他们始终情绪饱满，休息时就亮开嗓子高唱抗日歌曲。这种无所顾忌尽情高唱抗日歌曲，对于在敌伪统治下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来说，简直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享受。培训期间，交通站也设法改善生活，春节那天吃的小米面饸饹，事后多少年再见面，每每提起来也觉得香甜依旧。
这次培训，使宋汝棼和薛成业在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上有了很大提高，他们回到北平以后，以新的姿态独立开展工作，很快打开了新局面。

宋汝棼任书记的支部主要是在大学生中，重点是在北京大学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成为包括工学院、医学院、法学院、文学院的北京大学党支部……。

……北京大学支部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发展的党员、抗日积极分子（包括去晋察冀的）约有50多人。

一年一度，又值澳洲的父亲节，虽然最近忙得晕头转向，但不写点什么，于心不安。

因为要搬家，整理东西时，看到了1999年回国时，带回来的一盒布满烟尘的旧书信。曾经粗粗地整理过一遍，这次又大致整理了一下，发现其中有一些有意思的信件和日记。不少都是文革期间的，在这里晒一晒两封70年代初的家信。

一封是当时的老保姆徐阿姨给我的信，落款没有写年份，估计是70年春节过后。

1968年9月，我们学校一大批同学插队来到了当时属于内蒙古地区的通辽，我弟弟是后来自己一个人跑去通辽插队的，所以信里面提到了他在农村落户口的问题。我们头一年响应号召，在农村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了一个”革命化”春节。第二、第三个春节，很多同学都回天津了，老阿姨的这封信，应该是70年回津探亲的同学们离津后写的。

那段时间，我们文革中居住的常德道小院已四壁空空，只有老阿姨带着她的小孙子在那里看家。母亲当时的情况已经好一些，不再被省委造反派关押；养病的父亲被拉去省人委干校，那里管理比较宽松（父亲在那里还结交了一位原机关的老工友，两人十分谈得来，我曾去探望，父亲让我拜那位老工友为师，学习他祖传的针灸挑治技术，离开干校时，老工友还送了我一包特殊的针灸针）。而我们这些上大学，中学的兄弟姐妹，以及侄儿侄女们都天南海北，上山下乡去了，天津就留下了小一些的侄子和侄女，这封信是大哥的小儿子（向光）帮着阿姨写的，写得相当不错。信后还附有一纸条，向光说，老阿姨的信都是他给读和写回信的，阿姨收到信特别高兴，让我们尽量多写信回家….

阿姨的信中写道：
“……你同学到这来时，说你们那很好，我挺高兴。我看见他们就好像看见你一样，你来信说贫下中农待你们很好，就像在家里一样，我也挺高兴。我身体很好，你和胖子（弟弟的小名）就放心吧，宝玉（阿姨的孙子）也很听话……你妈前几天给我来信说，她三月底去劳动半个月，没说去哪，你知道吗？你爸也给我来信了，他说星期日他们几个病号到城里去洗澡，还下饭馆，上午九点去，下午五点才回来，看来他那的情况还不错……”

短短几句话，可以看出家人们的相互惦念，人人都在互报平安，或者说，都在报喜不报忧？

阿姨在信中又说：
“告诉你一件好事，这里发布票了。一人一尺七丈三寸，这下可好了….这的当院里，我已经种满了蒜，等你们回来吃糖蒜。
共同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读老阿姨的来信，似乎看到她善良忠厚的面容，而字里行间流露的朴实和乐观让人感动。

另一封信是父亲在我上了大学（工农兵学员)的第一个期末写给我的。

当时系里统考基础课（因水平参差不齐，题也不能出得太难，我们高中毕业生应该都没有问题，数理化课程的老师，还让我们去辅导其他同学），我从小学习不努力，但文革停课，农村插队后，才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另外，当时心里还憋着一口气，用我弟弟的话讲，不吃馒头也要争口气，要为被打倒的父母争口气，为我们老三届争口气！所以那次考试成绩不错，在系里总分第一。尽管知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但还是挺高兴的，于是写信给已经回津，但还没有“解放”的父母报喜（对父母只能报喜不报忧）。

但父亲回信中除了鼓励和称赞外，又把我狠批了一顿，因为我的字写得太乱：
“……过去向你提过，写好写坏，要认真写不要乱画。我看了你这次来信，给你数了数，全信及信封中，有二十三个写得根本不是字，或可读做另外的字。乱划的习惯要改掉，应规规矩矩写。如想写行书字或草字，可买写行书或草书的字帖，看看怎样写法。不然，规规矩矩写楷书，写得多了，快了，自然就形成行书字。总之写得好坏，是一个问题，一个大学生，总应该写的是字。你如认真写，不要说专门练习，就是平常作业，习作，临时应用等，经常规规矩矩、正经一笔一画的写，可以写成一笔顺过眼的字儿。但如胡画，则将养成坏习惯，无法改正。”

老年父亲手有些颤抖，字迹比较潦草，但据他的老战友们回忆，父亲的字写得不错。在孔子网上曾见到过一张父亲50年代写的毛笔字批文，字体端正规矩：

写到这里，眼前浮现父亲慈祥的面容，爱怜而略带责备的目光，怀念之中，难免有些惭愧……。

 

1942年4月初，接到赴抗大二分校学习命令的葛振林、宋学义，临出发前，奉首长的命令，专程来到狼牙山棋盘陀道观，向有救命之恩的李圆忠道长辞行

照片从左至右为宋学义，葛振林，李圆忠道长，而最右边这位，据说是晋察冀一分区有名的马夫，不过当时骑兵不适宜狼牙山作战，马匹都给了晋察冀，一分区养了一些羊，老马夫成了羊倌，负责放羊，对山路比较熟悉，因此与两位壮士一起上了山，可惜一直没有找到这位老同志叫什么名字。

李圆忠道长可能是狼牙山五壮士跳崖时我方的唯一见证人，当时李道长躲在离山崖不远的树丛里，亲眼目睹了五位英雄的壮举！五壮士跳崖后，日本兵在山崖上向五壮士行礼致敬，也是李道长后来所说。

尽管五壮士的故事有很多版本，但参与救助葛振林，宋学义的李圆忠道长，以及余药夫前辈的回忆，还有晋察冀一分区第一个报道五壮士的钱丹辉前辈的纪录（当时一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长），才是最有权威的？

(75年前，我们父辈亲历的故事……）

转自：罗湖教研博客

余药夫，原名于庆善，1922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易县狼牙山北麓安格庄乡田岗村农民家庭。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离休前任河北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1941年9月25日，狼牙山五壮士英勇跳崖，余药夫时任易县县委青委主任，避敌追捕亦在山上。葛振林、宋学义二位勇士未牺牲，爬了上来，曾受余药夫之救助。葛振林在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一位救助他与宋学义的地方干部。1986年，余药夫与葛振林在相别45年后，才见上一面。
不久前，余药夫老人见到记者时说的第一句话是：昨天你打电话来，说来采访我，我很激动，很高兴。谈到营救狼牙山五壮士的幸存者葛振林和宋学义的事，余药夫老人略为沉吟，目光现出苍茫，缓缓地说：我慢慢给你讲。

1941年6月22日
我的一生，绕了一大圈，最后又绕了回来。生在狼牙山下，参加革命，随部队到了北京，又去东北，然后到了广西，从广西又回到河北。狼牙山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个山东西有100多公里，南北70多公里，是太行山余脉。离保定45公里，保定是平原了，所以从保定可以望见狼牙山。我考上了县里的师范，可是一天没念呢，日本鬼子来了，接着八路军来了，杨成武师长来了。1938年，我参加了革命，不久入党，16岁。我入了党之后不久，又有两人入了党，这样就成立了一个村支部，我就成了支部书记。
到1941年6月，我成了中共易县县委青委主任。6月22日这一天，我第一次作为县青委的主任参加青年工作会议，在一个小学校里。日本鬼子的飞机经常那么飞过去，要轰炸，就一俯冲，听到怪叫，大家就开始躲、防。这一天小鬼子发疯了，来了个水平投炸弹，没俯冲，飞着飞着，咚，扔起炸弹来。其中一枚炸弹掉在我们开会的小学教室屋顶上。地委青委副书记王XX（记不清名字了）负重伤，另有5人轻伤。抬着去抢救，没走多远，就牺牲了。临终前他对我说：“小余，你们要为我报仇!” 他比我大四五岁，也就是二十四五岁的样子，是保定第二师范的学生。真恨日本鬼子! 王书记的尸体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递送回乡的。尸体用白布缠着。

1941年9月25日
9月25日，鬼子大扫荡。
我那天是受县委委派，传达反扫荡任务进入新阶段的指示。由于各村相对较为分散，天快黑了，也没传达完。大家商议，决定先睡一会儿，但不久就被鬼子包围了。30多人，往山沟里跑，鬼子后边追。跑着跑着，前边不能再往前了，有八路军战士挡着。因为到了雷区了。可是后边都能看见敌人了。八路军引着，过了雷区。到了山根下，开始分散，往左，往右，连滚带爬地跑。跑着跑着，我身边一个战友也看不见了。我身体较弱，又有肺结核，跑得有点儿慢。
我钻进了一个山沟里趴下，不敢再动弹了。我听见鬼子呜里哇啦地叫喊，我还能听见他们用中国话在喊，出来吧!不许动。
一会儿没有动静了。
我小心翼翼地爬了出来。四下里看，发现一个人影，判断一下，不是敌人。细看，穿着军装，自己人，这个人是葛振林。他受了伤，伤在头部，脑震荡。他晕，一点一点往前走。我上前去，说明情况之后，我开始扶着他走。坡太陡，深一脚浅一脚的。后来，我先往前走一段，探一探路，再回来接他。这样走了一段之后，我再往前时，赶上了宋学义。
宋学义伤了腰，全身都是血。但他年轻，他主动走在前，我喊一声，有敌人，能回就回，不能回来拼了算!
我让宋学义等一下，回去我把葛振林搀了过来。我们3个一起，艰难地往前走，最后到了朝阳观。远处望，道观前有火光，上前细看，无人，只是粮食被焚成灰了，肯定是鬼子干的。旁有一破盆，我舀了一点炭火，进到道观里去，发现有两锅黄米饭。估摸着是咱们的人做的，没来得及吃。不管有没有毒，我去旁边一个岩洞叫饮虎池，弄来一点水，热了点饭。大家吃一顿。然后躺下休息。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人，是连里的文书，葛振林喊他小李子。
我身上当时长了疥疮，怕影响他们休息，就借故到外面去睡，也可以起到放哨的作用。半夜时，我听见里面大声喊：连长，敌人!我跑进去，原来是小李子说梦话。葛振林用手拍着他，说，不怕不怕。
到中午时，观里的老道来了，老道姓李。老道说他亲见了几人跳崖，甚为佩服。但道观非久留之地。葛振林、宋学义和小李子就一起走了。 我和李老道目送他们远去。

作家王愿坚1957年根据葛振林口述整理的《狼牙山跳崖记》中这样描述这段经历：“我们两个拄着棍子，边爬边走，直奔棋盘坨那座庙。我们刚要爬过一个崖坡，突然从石缝里钻出一个人来，穿便衣，看样子像地方工作同志，他连声喊：别走，那边有地雷! 话未说完，地雷响了。我把宋学义一拉，就地一滚，幸而没有伤着。”“那同志帮着找了口破锅，烧点开水，我又从烧过的米中搞点糊焦米，吹了吹，熬了点稀粥，分着喝了点。半夜，那个便衣同志走了，庙里老道回来了。”

“狼牙山五壮士”的名字传开后，余药夫并不知自己救的两人是不是五壮士。战争时期，又不便去打听。
拍《狼牙山五壮士》电影时，剧组曾访问过余药夫，而余药夫对当时跳崖的情形所知甚少。
下山后，余药夫见到地委组织部长牛树才，说了这件事。

解放后，余药夫去了广西。“文革”中他成了“走资派”，当年奋战狼牙山的军分区司令杨成武将军也已成了“黑帮”，他所树立的典型，也成了假的，不能提五壮士，不能提狼牙山，不能提杨成武。
余药夫没再见过葛振林和宋学义。
1971年，宋学义因病辞世。
1986年，距1941年45年之后，余药夫见到了葛振林。谈起当年，狼牙山上棋盘坨。谈起粮食被烧了，破锅煮饭。谈起分手后，葛振林立功，提升，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后任衡阳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等职。
宋学义已经不在了。他跳崖后归队，不久就因病复员，在狼牙山下成了家，土改时因一帮复员的国民党兵痞煽动，要赶走他这个外来户，被关了好几天，没办法，带着怀孕4个月的妻子辗转4个月，回了河南老家。“文革”中又被污为“假英雄”，曾被造反派逼着从房顶上往下跳……

离休后，余药夫不闲着，到处做报告，讲革命传统。他是大学生宿舍的常客，是8个党章学习小组的顾问和辅导员，是两所小学、两所中学的校外辅导员。写作了大量的文章，发表于各地报刊。1992年始，他到处奔波。倡议在故乡田岗村立碑纪念遭日寇屠杀的35名同胞。经数年奔走，石碑终于立了起来。
田岗村是个革命村，有列士11人。抗日时期，田岗村人不伺候小日本。以致有35人殉难的惨案发生。杨成武将军的指挥部曾设在田岗村。
“就在我家里”，余药夫老人自豪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