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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2月8日 星期五
今年是初二，虽然和往年一样，周末都会有庆祝活动，而且庆祝的气氛一年比一年浓。但中国春节如果赶在工作日时，很难有什么太多的庆祝，一般只是全家出去吃一顿年夜饭而已，而且因为工作性质的不同，一家人还经常凑不齐。当然北方人（或像我们这样的以北方人为主的家庭）除夕还会尽量包点饺子，在包饺子的同时，通过卫视或付费电视看看中国的春节联欢节目，如果一天下来，不是太累的话，南北组合的家庭，过年食品，自然更加丰富。因此我们每年也吃年糕，有时还有潮州家乡过年时喝得许多佐料的甜稀饭，这个周日，我们还约了几位好友来家小聚。
在国外过中国传统节日，重点好像是在食品，因为属于非主流社会，少数民族的传统节假日，庆祝起来自然没有像庆祝圣诞节，复活节，甚至母亲节，父亲节，情人节那样热闹。春节期间，在中国人聚集的商业区，会组织一系列的活动，但具体到每个华人家庭，吃，成了庆祝中国传统节日的重点活动，因此饺子，年糕，元宵，粽子，月饼等的销售，成了节日即将到来的标记，越来越精细豪华的五颜六色的包装，还有琳琅满目红红绿绿的年历，年画，贺卡，福禄寿结等吉祥物品，将此地的中国杂货店点缀得一年比一年热闹，似乎显示了一年比一年的繁华，或中国文化一年比一年在这里更深的渗透，当然看到的是很商业化地渗透，不过现在节假日的庆祝，哪个又不商业化呢？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澳洲其他少数民族庆祝节假日可能和中国人也差不多，不同的是，中国的悠久文化传统以及饮食文化在西方国家的影响，是其他少数民族不能相比的，因此在澳洲庆祝中国节日的内容，比其他少数民族好像要丰富一些，参加庆祝的人也多一些，而且越南等亚洲民族也和中国人一起庆祝春节等节日。
意大利，土耳其等民族在澳洲的移民比较多，而且较早地大批移民澳洲，所以像中国春节一样，在他们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商业区，也会组织“意大利节”和“西班牙语系节”等类似的庆祝活动，但比起中国节日规模和内容（包括食品）的丰富多彩，就差得比较远了。
中国的舞龙舞狮，花灯等，总能吸引许多澳洲的大人和孩子。以前春节期间还在墨尔本市中心，观看过长龙游行，据说当时墨尔本的长龙是世界上最长的，而舞龙的那些年轻人中，很多都是澳洲人。
很早以前，春节期间还去过墨尔本附近的班迪戈-早期淘金热来澳华人的聚集地。那里现代的华人移民并不多，因为现在移民的目标是悉尼和墨尔本这样的大城市。
不过在班迪戈，当地居民与我们谈话时，很多人称自己有华人血统，虽然大部分都看不太出来了，但即便只有0.125的华裔血统，他们也都表现得相当自豪！在那里，也让我们体会到一种难得的亲切和尊重！长龙游行时（那时他们一直坚称班迪戈的龙才是世界第一长龙，比墨尔本的要长），花车上的古代中国皇帝皇后公主小姐们，看着都是洋人，所以不太容易想象到，他们有可能都是龙的传人呢！
那里还有一个孔夫子庙，上次我们去拜访时，庙门没有开，同去的澳洲朋友，通过木门上的窗口，往里看了看，告诉我们说：“孔夫子不在家！” 没有机会拜访可能是澳洲最老的夫子庙里的最伟大的中国圣人，多多少少留下了一点遗憾….
Google一下：澳洲最早发现金矿是在1851年2月，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巴瑟斯特；8月，又在距墨尔本不到100英里的巴拉腊和班迪戈发现金矿，澳大利亚于是掀起了淘金热潮，1851年就有华工被卖到澳大利亚淘金，他们通过信件，把维州发现金矿的消息，传递给了家乡亲人后，大批的华工来到现在的墨尔本附近淘金。为了区别美国的圣弗朗西斯科，华侨们把墨尔本称为“新金山”。
又扯得远了，还是回到现实中吧，呵呵
今天还是11点去云那里做翻译，去之前，特意开车绕到博士山（BoxHill)的中国杂货店买了两张古香古色的贺卡，准备送给云和Lin，还有那位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的年轻理疗师彼得。来澳州多年，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以卡代言，也成了我们的习惯。
春节期间，特别是在初二见到云，自然又让我在开车的路上走神，车内回荡着我喜欢的那个FM电台的70，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不知为什么，歌声和音乐，使回忆中的情景更加历历在目…
很早以前,一次春节期间，从农村回天津“探亲”，其实，那时的家已是屋室空空，父母兄长不是在押，就是去了干校，只有我们比较年幼的兄弟姐妹和侄儿侄女在春节期间，从山西，内蒙，贵州，黑龙江，河北农村，回来探望其他在城里的亲戚朋友。
过年临近，从五湖四海的山村乡野回来的我们姐弟几人，身上没有什么钱，也没有各类票证，家里的粮食只剩下了弟弟从农村背回来的高粱米。记得那次除夕，我们从照相馆取回几人的合影，还买回来一包柿饼子。年夜饭上姐姐举起杯子（记不得杯中盛的是什么饮料了，但绝对不是杯中物），祝辞曰：让我们以亲密的姐弟合影和甘甜的柿饼佐餐，牢记这顿高粱米的年夜饭！
自嘲中难免有一丝隐隐的悲伤，我们想到了远在各方的父母兄长们…
年初一晚上，云突然来访，还带来了一包粘豆包和一瓶衡水老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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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2月8日 星期五
回忆的闸门一打开，就有些收不住了，云的来访和老白干，应该是我们之间关系的转折点（转折点很多，但这是其中一个比较主要的）。
文革刚开始，各年级班里的笔杆子们，被调到“专案组”整理学校校长老师们的材料，云和我在同一个办公室，桌子面对面，那一段时间听他山南海北，海聊神聊，很是佩服他的知识面之广，也开始有点欣赏他的诙谐和幽默，但文革进一步深入后，他成了学校一派的头目，而我成了逍遥派，隐居家中，对他热衷于文化革命，改造世界的雄心壮志很有些不以为然。
更可气的是，不知什么原因，也许是大学生们希望指导中学生闹革命吧？他还通过什么关系，混到了南开大学的大学生造反组织中，还成了其中设立的市委干部们的专案小组的成员，居然跟着他们组的大学生，来我家调查过我的父亲！
因此父亲对这位个子高高，面色白净，喜欢眯缝着小小眼睛的云，印象很深，提起他总是说你们班的那个小眯缝眼什么的。
后来他还自己来家找父亲谈话，我对他相当恼火，因此经常是避而不见，几次以后他和父亲居然好像有点忘年交，父亲提起小眯缝眼的时候，语气中好像也有了一些赞许。
下乡前，本来他是被推选去黑龙江建设兵团的，当时去建设兵团，是上山下乡中最好的选择，争抢的激烈程度，决不下于后来在单位争抢出国名额，可能都是决定人生前程的一个机会，谁也不愿意错过？云因为在文革中的群众基础，第一批被推选去兵团，而我自知作为逍遥派的黑五类子女，结局肯定是被分配到没有太多人愿意去的边远农村，于是在班里也是最早决定去向的一个，第一个主动报了名，去内蒙农村。
但出发时，才发现云也在赴内蒙的名单中！
我是和几位文革中比较默默无闻的同学一起组成了一个集体户，而他们那个集体户，呵呵，可有好几位学校的名人，包括我最讨厌的我们班的一个女生，咋咋呼呼，自以为是，仗着“家庭出生”好，在文革中很有些跋扈。
起初知道云也改变主意去内蒙，还很有些敬佩，但得知他居然选择跟那个女生一个集体户后，就很有些恼怒，现在想起来，这可能是任何年代的少男少女们的一种自然心态吧。
到农村后，才发现云的集体户和我们的集体户是属于同一个公社的不同大队，两个村子相距大约8里地。
曾有几次与云不期而遇（不都是很愉快的），也曾与云和他们的集体户发生过纠葛，因此到那年春节时，对云这位老同学，已经有些疏远。
那一包粘豆包和一瓶老白干，虽然没有能让我们尽解前隙，但从那次以后，我们的关系似乎又恢复到了文革以前，回到了那些没有阶级和派系斗争的日子。
那天晚上，云和我们姐弟几人围着小楼里唯一的一个煤球炉，畅谈到深夜，虽然下乡后，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为了和老乡们打成一片，烟酒不沾的我们，绝大多数在学会吞云吐雾的同时，也都有了一些海量，但当时还是都喝得迷迷糊糊，等最后实在睁不开眼睛的时候，记得我们姐妹三人和衣躺在一张床上，给睡在弟弟床上的云腾出了一条棉被，而热情待客的弟弟，则几张椅子拼起来，凑合了一晚。
往事如烟如雾，谈论的什么，和第二天发生了什么都记不太清楚了，唯一记得的是2，30年前的那个初二的凌晨，在我们即将进入梦乡时，窗外透过的那一缕微红的晨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