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往事回忆’ Category

燕南民众学校的大理石校匾

Thursday, March 31st, 2022

在河北保定地方志的网站中,有一曲阳县的文物遗存网页,其中列举了二十八个曲阳最重要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以及最有名的石刻石造石碑等文物(注1)。这二十八处(件)文物,二十七个均为清朝以前的文物,最后一件,是清朝之后的唯一重要文物,这就是”燕南民众学校”的一幅大理石雕刻的校匾。

网页中是这样介绍这一校匾的:

“燕南民众学校”石刻校匾:燕南民众学校始建于1926年(注2),为了与当时曲阳国民党所建的“平民学校”区别,取名“民众学校”。为了使该校成为全县文化教育和秘密进行革命活动的中心,刻制一幅大理石校匾,中共党组织通过高子珍,请钱玄同和黎锦熙二先生,1932年7月15日分别为“燕南民众学校”题字和注音。字体为隶书,苍劲有力,瘦硬挺拔,别具风格。钱玄同是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是辞书专家,二先生都是社会名流。“

谈到燕南民众学校,需要简单介绍一下在20年代至30年代初的曲阳,以及父亲牛树才在这段时间的经历。以下一段摘录自保定地方志:

“在党的创建初期,一批在北京、保定上学的曲阳籍青年学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2年,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的彭桂生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曲阳最早的共产党员,此后,一批进步青年相继入团、入党。他们利用假期,在城内县立第一高小举办“民众班”,宣传马克思主义,使许多青年学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曲阳在外地读书的进步学生相继回乡,开办“补习班”,继续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在1928年创建了第一个革命活动阵地——燕南民众学校。“

根据曲阳出版的《烽火岁月》一书中,父亲一篇纪念文章所写,他是与曲阳烈士赵建庵等九人(还有张涛、田里夫、刘培基、张亚平、杨剑豪等),在1927年开始筹建“曲阳城厢平民学校“, 1928年春正式成立。这是一所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为宗旨的学校,后改名“燕南民众学校“。
当时父亲任董事长兼校长,赵建庵等任董事。这所学校成了曲阳县的第一个革命活动中心。

1931年,曲阳县建立了共产党组织,父亲即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以平民学校为掩护,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在此期间,学校曾一度被国民党关闭,父亲及董事会成员,与反动势力周旋,保证了学校在白色恐怖中的生存。为给曲阳革命活动筹集经费,父亲卖掉了爷爷的40亩好地,进行救助被捕革命者、筹建革命工作需要的印书社等地下活动(印书社的设备后来成了抗战初期抗日政府的唯一印刷设备)。
“燕南民众学校“培养和保护了一代曲阳革命者

1932年7月15日,燕南民众学校请来了两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改革家、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和黎锦熙,请这两位国学大师为学校题字,并将题字制成了大理石石匾(现存于曲阳北岳庙内):

图1 :燕南民众学校校匾

图2:校匾拓印

在校匾上方,是一行校名的注音符号;左方题字处“钱玄同题字”和“黎锦熙注音”的右边均有一行注音符号,而校名下方,则是题字和注音的罗马数字日期。

一幅石匾,既有繁体文字,又有注音,还有罗马数字,三者并存,实为当时钱、黎等提倡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好写照。难怪曲阳将此列为28个最重要文物之一,成为28个文物中唯一的现代历史文物,也是曲阳在共产党建党初期的革命历史见证。

钱玄同和赵元任,黎锦熙等数人曾共同制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35年,钱玄同抱病坚持起草了《第一批简体字表》,是中国实行简化字的先驱。

曲阳县内,有一所燕南学校,为县直属重点国办小学,其官网介绍校史网页中指出:“‘燕南民众学校‘是我县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也是我县党组织的摇篮,曾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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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附近的太行山麓是盛产汉白玉的矿脉,明清两代皇宫和皇帝陵寝建设所需要的汉白玉都是产自曲阳,现在曲阳仍然是石料和汉白玉雕刻制品的主要产地。

注2:“燕南民众学校”的筹建在1926-1927年间,起初是以“补习班”的形式,1928年初学校正式成立。

97年前的几张照片及宇良照相馆

Tuesday, February 15th, 2022

32周年祭之一

父母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这些年来,对父母的怀念一直萦绕在心头,睡梦中僾见忾闻,梦醒时睹物伤情……。仔细阅读父母留下的书信照片等资料时,总是有新的感受,也每每会发现我们不曾知道的更多内容。在父亲逝世32周年之际,随想三篇,寄托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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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牛树才 ,在1923年考上了保定直隶甲种工业学校。在校期间结识了学校的进步学生,参加“曲阳黎明同乡会”、“书报介绍社”等进步团体。“五卅”运动发生后,他积极领导学生罢课,游行示威、上街下乡宣传爱国、民主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被推选为校学生会领导人和保定学联代表,因参加“五卅”运动、领导闹学潮被学校开除。
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转入保定大中职业学校做团的领导工作。同年底,他领导学生反对学校当局贪污腐败的行为,进行罢课,驱逐校长等斗争,再次被开除学籍。次年1月,17岁的父亲赴北京,参加了中共北方区委党校(设于北大三院)举办的一个训练班。

16岁的牛树才(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

40年后的1964年,父亲收到了老战友王煜文寄来的几张翻拍的20年代老照片(父亲的一些照片当时被家里人烧掉),其中两张是父亲在1925年被学校开除后,同学们辞行时的留念。

(图1)1925年9月10日直隶甲种工业学校的同学为牛树才(第二排坐者左五)辞行

(图2)1925年团员同学与被学校开除的牛树才(第二排白衣坐者)、阎怀聘辞别留念。

第二张照片虽然没有具体日期,但父亲是在被直隶甲种工业学校开除前后加入的共青团,从服装上看,这张照片也应该是在1925年9月份拍摄的。

照片题词:“森、怀、是我们第一次受挫折的”,其中“森“指牛树才(原名牛森林、字树材),“怀”指阎怀聘,但至今也不知照片中哪位是阎怀聘,也不了解他当时的情况,只是从照片看出阎怀聘是与父亲一起被学校开除的。

最近,保定宇良照相馆的后人胡志民先生查找到了百度百科关于阎怀聘的词条,得知被学校开除后第二年,阎怀聘就由组织派遣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一起去的十几人中有9名党员,阎怀聘是其中之一。之后被调往天津做学运工作,曾任青年团天津地委领导成员、顺直省委农委委员,天津市河东区委委员。1929年因叛徒出卖,与彭真、刘仁、张孟旭、李汉光等一同被捕入狱。1936年”西安事变”后,才获释出狱。 “七七事变”后,于1937年10月奔赴延安,途中参加八路军。1939年曾任团政治部主任,后在一次与敌作战中牺牲于山西省。时年33岁。

胡志民先生通过一些人的回忆、照片布景、照片上的题字笔迹等线索认证,上面这两张照片均为宇良照相馆所摄。第一张照片是在甲种工业学校校内拍摄,照片中的老房子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有,当时是市供电局,后成为家属院。
第二张照片中,胡先生还认出了(前排左二)当时在直隶工校学习的高克(高沛霖),他是望都县第一位共产党员。高克后人曾著文《追忆忠诚于党心系人民淡泊名利鞠躬尽瘁的高克同志》。

(图3)图2中的少年高克与他老年时的照片。

另外,据父亲讲,寄给父亲照片的王煜文前辈的哥哥,也是甲工同学,应该也是甲工团员之一,但在第二张照片中已经对不上号了。时间久远了,很难辨认出照片中的其他人,这的确是一个遗憾。

十分感谢宇良照相馆为历史留下的诸多影迹,也十分感谢胡志民先生为传承前辈精神所作的努力。

宇良照相馆是胡志民的太姥爷吴宇良先生所创建。这个位于保定西大街的照相馆,是保定早期革命活动的见证。吴宇良先生与一些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家熟识,邓中夏等革命先驱们曾在照相馆留影。当时照相馆经常作为保定革命者活动的场地,高克的入党介绍人刘秀峰在党史回忆录中说,他与高克的谈话,也是在宇良照相馆进行的。

胡志民先生的文章《保定西大街宇良照相馆红色大事记》详细记载了上世纪20年代与照相馆有关的革命活动。

最近得知,两位照相馆的学徒李途与杨国治后来也都参加了八路军,成为晋察冀一分区的红色摄影师。

宇良照相馆所摄的下面这张珍贵照片,可以说是保定早期共产党活动的最好印证,照片中有建党初期的一些著名革命家和烈士。

(图4)1925年7月15日保定党团组织负责人送别李沛泽赴河南郑州合影留念

李沛泽1925年4月至7月任中华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保定分会主要负责人。1925年上半年被选为中共保定市委委员。

这张照片是吴宇良先生拍摄于保定曹锟花园。该照片有四个特点,一是当时中共保定市委(支部)成员包括书记史文彬(第一排左三),张廷瑞(第一排左一)及委员戴培源(第一排左二),张福堂(第一排左四)等均在其中,二是照片中除李沛泽外还有齐淑容(第二排右二)等五名女师学生。三是照片题字公开使用了“同志”二字。四是张廷瑞、戴培源、张福堂、史文彬都是革命烈士。

另外,在《保定人物志》中记载,张福堂1928年6月至7月,出席了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史文彬虽未参加此次会议,但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李沛泽作为旁听代表参加了会议。一张照片中出现3个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相关的重要人物,可见照片在革命历史中的珍贵史料价值。

照片中的齐淑容是齐心的姑姑,1925年在保定女二师上学,是当时保定学联的领导之一。女二师毕业后她转去北京上学,结识了她的丈夫张苏。张苏是父亲的老战友,1948年底,他们带领北岳区委、冀热察区委的干部接管了新解放的张家口(见新浪博文)。

卸任上海及红楼之东的回忆

Friday, February 11th, 2022

32周年祭之二(上)

父亲1960年从上海调到河北省,任常务副省长兼建委主任。

上任前,在南方考察期间接到通知,让他去北京参加一个中央紧急会议,父亲急飞北京。此行是他1949年南下之后第一次去北京。在见历了新中国第一个十年间的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父亲在那次北京之行时一定是感慨万千。当时他还曾“驱车问路觅旧踪”,找寻了北京大学红楼,三院礼堂旧址,因为那里有父辈们觉醒年代的见证。

从北京回到上海,在传达中央指示精神的大会上,父亲突发心脏病,病情十分严重。那段时间,上海华东医院比较有经验,抢救及时,稳定了病情。因病不能去河北省赴任,父亲留在上海治疗,直到1962年身体稍好后,才回到河北省。

父亲从1955年到上海之后,成为上海市交通办公室、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从1957年到1959年,作为负责上海城市建筑的副市长,父亲和许多干部、工人一样,全身心地投入了上海的建设事业。几年中他走遍了上海各个重要工厂和建筑工地,竭尽心力,不辞劳苦。特别是在58、59两年,“夜以继日”对父亲来说已是常事。那时他经常有外事活动,有时在工地工作一整夜,天亮之后在车上打个盹、换好衣服就去接待外宾,为他开车的司机师傅都感觉有些疲惫不堪。

1959年11月7日上海市新建的吴泾热电厂举行了第一套2.5瓩机组投入生产庆祝大会,上海市牛树才副市长在新机前举行剪彩典礼。

1959年,国家急需强大的电能和动力,于是把在上海闵行建立机电工业区和与之相配套的工业卫星城,作为了重中之重。党和政府在闵行吹响了集结号,上海建起了新中国的第一个卫星城,这曾经是世界上建设速度最快的城区,而78天建成的“闵行一条街”,则是当年上海最宽敞的林荫大道,是中国第一条“中华香樟街”,成为了上海人引以为豪的“中国第一街”。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那条街上的工人新村,在当时成了全国的样板:苏、捷式的套间,铺着木地板,并有独立的厨房,以及配有瓷质浴缸、抽水马桶和洗脸盆的卫生间。这些公寓式住房,现在依然实用。

“闽行一条街”建好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各国驻上海使领馆的外交官、国际友人们都曾兴致勃勃地参观过,那时流行过一句话,“到了上海不到闵行,等于没到上海”

1959年的闵行一条街

对于闵行一条街(以及后来建设的张苗一条街)的建筑风格,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的专家有着一致的看法,他们认为“闵行的规划设计不仅符合社会用途、体现了对人的关怀,而且以定型化与多样化的统一、整洁的街道、优美的绿化、明快的建筑群,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精神面貌“。

父亲曾带着我们,走在“闵行一条街”上,虽然不能完全理解父亲当时的心情,但能看得出他笑容中流露出的满意和自豪。阳光下,父亲的身影投射在宽阔的马路上,显得特别高大。这身影永远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似乎也永远地留在了当年的“闵行一条街上”。

卸任上海及红楼之东的回忆

Friday, February 11th, 2022

32周年祭之二(下)

因病父亲未能在1960年赴河北省上任,留在了上海治疗养病直到1962年。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期间,父亲回忆起他生病之前的北京之行,也回忆起36年前在北大聆听李大钊讲课和演说的细节,最近我们在父亲留下的一个练习本中,看到了他当时写下的两首诗:

《回忆》
1961年春,华东医院

少年求义到燕京,
红楼之东激情浓。
三十六年山河变,
驱车问路觅旧踪。
追忆往事殊赧颜,
马列主义未精通。
残躯半废不知老,
意气沸腾当年同。

《纪念李大钊同志殉难35周年》
1962.4.28于华东医院

病榻回忆事朦胧,
燕京夜静严寒冬。
封窗闭户悄无声,
北大三院礼堂中。
数百志士静坐待,
等候指示扩襟胸。
小帽短髯皂布袍,
庄严慈祥声音洪。
严正斥驳反动派
国际主义靠工农。
目标指向英日帝,
分清敌我任务重。
年久诸事多模糊,
形象永存心目中。
纪念先烈殉难日,
暮年残病壮心宏。

北京大学三院(法科)礼堂旧址

1926年1月,设于北大三院的中共北方区委党校举办了一个训练班,参加的有北方地区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李大钊在训练班上讲解了农民问题。1926年1月14日 在天安门召开示威大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声讨奉系军阀张作霖。会后举行游行示威。1月21日李大钊出席了北京各界在三院礼堂举行的列宁逝世两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说。1926年1月31日 在天安门继续举行反日讨张国民示威大会。

父亲的回忆让我们知道,1926年这个激奋人心的一月,影响了他的一生。父亲回忆中也曾提到,当时他和训练班的其他年轻人一起,参加了天安门示威大会的纠察队,保护在天安门开会的领导、工人、学生和市民们。
最近得知当时从保定去北大受训的可能还有齐淑容(见“32周年祭之一“)。1925年她在保定女二师上学,是保定学联的领导之一,五卅运动时组织同学们罢课游行、上山下乡宣传革命,齐淑容保定女二师毕业后,也去了北京,据她的后人介绍,她也曾听过李大钊的讲演。
不知当时参加训练班的还有哪些人,很希望这些信息不要永久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悼武述文烈士诗两首

Friday, February 11th, 2022

32周年祭之三

62年回到河北省后,父亲因病主动辞去了副省长职务,退居政协。1963年10月,去河北灾区考察,曾有《灾区行》一诗,结尾曰:“病夫灾区行,亦泣亦心喜”。同时去了保定贤良祠及石家花园,有悼念武述文烈士诗两首

悼武述文同志两首
牛树才

(一)访石家花园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三日,十八日

凭吊烈士迹,恭访石家园。

断垣存一面,小屋留半间。

窗下湿漉漉,眼中血斑斑。

含泪默悼君,君已笑开颜。

(二)访贤良祠悼吴

漫步西门里、逐户仔细认。

回首测距离,识得原大门。

建筑仍依旧,风物倍觉亲。

东西红楼在,北房五间存。

洋槐已粗大,浓荫覆盖人。

西北角一间,君在此处寝。

严寒北风紧,兵马乱纷纷。

低语鼓励别,重情手握紧。

屈指四十年,情景终不泯。

革命已胜利,可以慰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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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中描述可以推测,父亲是在1925年年底赴京前,与武述文在贤良祠握手言别。当时武是共青团保定地委负责人之一,住在贤良祠西北角的屋子里。父亲25年9月加入团组织,年底被学校开除后(详见“32周年祭之一”),保定党组织派他去北京参加了北方区党委党校(设在北大三院)举办的训练班。从北京回来后,因无学可上,父亲就回到了曲阳老家,与失学在家的其他同学组织了读书会,联络进步青年,宣传革命思想。后在读书会基础上,筹备创建了城厢平民学校,该校成为曲阳县的第一个革命活动中心。
1925年冬季父亲在保定贤良祠与武述文的告别,就是与烈士的永别了。

位于保定西大街269号的贤良祠(摄于2021年冬-胡志民)。

位于保定石家花园内的二层灰砖小楼(图片取自党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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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贤良祠、石家花园的二层灰砖小楼
贤良祠位于保定市西大街629号,1925年曾为中共保定支部机关驻地。1923年中共地下组织租用了位于保定石家花园内的二层灰砖小楼,1926年中共机关由贤良祠移至石家花园和清苑苗圃。
1993年2月,贤良祠及石家花园的二层灰砖小楼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注2)武述文(1906~1926)河北内丘人。1922年考入保定育德中学,1923年10月24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春,被选为共青团保定地委候补委员。五卅运动中,积极参加后援会领导工作,进行文艺宣传、募捐等。1926年5月,任中共保定地委委员,负责统战工作,此时,北伐战争已经开始。1926年暑假,他毕业返乡,受党的指示,于8月27日回到保定,发动群众,联络各界人士,从组织、思想、物质上做好迎接北伐军的工作。由于叛徒出卖,同年,在“九一九事件“中,直系军警包围了市委机关驻地石家花园和清苑苗圃,武述文在石家花园突围时壮烈牺牲,年仅20岁。

(注3)“九一九事件 “
1926年9月18日晚,中共保定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清苑苗圃召开全会,研究党组织的发展和迎接北伐军的有关事宜,会议一直进行到深夜11时。散会后因时间较晚,与会同志分别住在高风(中共保定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住所清苑苗圃以及中共保定市委机关驻地石家花园。 9月19日凌晨3点左右,在叛徒王永福带领下,直系军阀政府的军警兵分两路,包抄清苑苗圃、石家花园。 住在石家花园的武述文在突围时壮烈牺牲。敌人抓捕了王志远、刘秀峰,搜出了党的文件和一些党员名册。另一股敌人包围清苑苗圃后,抓捕了高风和谢光沛,并抄去了党的文件和李大钊给高风的亲笔信。在狱中,高风为掩护其他同志,于同年10月7日英勇就义。

【转载】 铁证:“狼牙山五壮士”的真实细节无可置疑(41年9月25日)

Sunday, September 25th, 2016

转自:2016年03月30日 09:05 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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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祭英烈,有一种缅怀叫守护

又是一年清明时。万物生发,思念滋长。

在我们缅怀先人、悼念逝者、寄托哀思之时,尤其不能忘记那些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英勇献身的英烈们。但那绝不是靠淡淡的哀愁,或泪水浸泡的悲伤,而是需要深深的铭记和坚定的守护。

因为,唯有铭记,才能感悟英雄身上蒸腾的力量;唯有守护,才能捍卫国人心中的精神高地,守望民族的希望和未来。惟其如此,才能使生前浩气永留人间,逝后英灵安得永眠。

谁在抹黑?

2016年3月3日,“狼牙山五壮士”的后人致信全国人大,呼吁尽快制定保护英烈名誉的相关法律。20多年来,一直有这样那样的人别有用心地质疑、甚至抹黑这段被英雄鲜血染红的历史,但无休止的争议和恶意中伤终究抵不过真实的存在。

1994年7月9日,某报在头版报眼位置打出特大标题——《五人重于泰山,一人轻于鸿毛——当年狼牙山有六人》。该文写道,当时“五壮士”所在的6班不是5个人,而是6个人,其中小商贩出身的副班长吴希顺在敌伪劝降下投降,“被气急败坏的日军用刺刀当场挑死”。

真有此事?NO!这种说法来源于一出叫做《五大勇士》的话剧。该剧借鉴苏联话剧用叛徒烘托英雄的表现手法,把“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搬上舞台时,加工出一个叫吴希顺的叛徒。文章把经过文学加工的话剧当作真实的历史刊载,不料竟至谬误流传,河北、浙江、广东、广西、湖南等地媒体纷纷转载。“五壮士”之一的葛振林和当年第一个采访幸存壮士的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政治部宣传干事钱丹辉知道此事后,立即站出来,证明6班、2排和7连都没有这个人。很快,有关报纸进行了自我批评。

仅仅过了1年,又一则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负面新闻见诸报端。这篇名为《壮歌重唱狼牙山》的文章,认为两名幸存者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因为他们并非“跳崖”,而是顺着崖壁溜下去。这种说法同样遭到亲历者葛振林和《解放军报》的驳斥。

此后,抹黑“狼牙山五壮士”的声音沉寂了很久,直到葛振林去世,海外华文媒体“不失时机”地出现一篇题为《被吹得天花乱坠的狼牙山五壮士的真相!》的帖文,称5位壮士是鱼肉乡里的逃兵,村民向日军告密来剿,并将5人骗上狼牙山绝路……对此,有网友进行了客观评述:“这般说法,新则新矣,却实在是没有半点史料依据可寻,是造谣确定无疑。”

微博兴起后,抹黑“狼牙山五壮士”的言论甚嚣尘上。2013年9月19日,北京某杂志在网上公开发表《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多有不实之处》一文,很快被一些新媒体转载,影响迅速扩大。同年11月8日,该杂志又刊出《“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以下简称《细节》)一文,对这个英雄群体进行“挖墙脚式”的质疑。

“狼牙山五壮士”负面信息发布者,几乎都以“言论自由”作为质疑的挡箭牌。但“言论自由”不能无边无界,胡说八道就可能吃官司。2013年11月23日,网民鲍狄克截取《细节》中的一个“细节”发布微博:“炎黄春秋:狼牙山五壮士曾拔过群众的萝卜”,并附《细节》一文链接。随后,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和《国企》杂志社研究部主任郭松民先后对此事进行评论,痛斥抹黑者。

【转载】 铁证:“狼牙山五壮士”的真实细节无可置疑(41年9月25日)

参加狼牙山地区扫荡的日军163联队官兵在极为难行的狼牙山中行进。

对质疑的质疑

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质疑言论中,“最有分量”的当属《细节》一文。该文引用了不少档案材料,主要从在何处跳崖、怎么跳崖、敌我双方战斗伤亡、是否拔了群众的萝卜等4个方面的细节进行质疑。笔者斗胆,在这里接上几招。

地点:“小莲花峰”VS“棋盘陀”VS“小莲花瓣峰” 《细节》一文称:“关于跳崖地点,就是‘五壮士’的幸存者还在世时,也没有完全一致的说法。”葛振林说跳崖处是靠近棋盘陀顶峰的一个山头,宋学义又说在棋盘陀顶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看再多档案也没用,不如到现场走一走,瞧一瞧,问一问就明白了。狼牙山属太行山脉,呈西南至东北走向,最高峰1105米。它不是一座孤立的山,共有5陀,包括36个大大小小的山包,远远望去,好似一排狼牙直刺青天,故名。不过,除了棋盘陀、大小莲花峰等少数山包因为长得“有型”而拥有形象的名字外,绝大多数相貌平平的山包都是“无名之辈”。所以,葛振林于1957年回忆往事时,对跳崖附近的描述是“一连串的三个小山包”,说不出具体名字。“陀”是相对较大的地理概念,范围较广,往往包括几个山包,棋盘陀就包含了小莲花峰在内。作为副班长,葛振林的回忆更准确,而宋学义的说法稍有差池,但也不能算错,因为在宋学义眼里,跳崖附近的几个山包都可以叫做“棋盘陀”。

《细节》一文说,发现“五壮士”跳崖处不在棋盘陀顶峰,而在“小莲花瓣峰”。实际上,在这之前,官方已认定壮士跳崖处在小莲花峰。1999年,易县政府走访多位当事人后,确定“小莲花峰”为跳崖地点,并建了铁架标记。2014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文件,确认了小莲花峰,更是权威的“官方认证”。在《人民日报》等媒体刊载的《国务院公布第一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中,“小莲花峰”的名字也很容易查到。至今矗立在棋盘陀顶峰的“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是1986年落成的,当时官方尚未认定五壮士跳崖处是小莲花峰,所以建在棋盘陀并无不妥。

《细节》给人的感觉,似乎作者发现了“新大陆”,其实哪用得着他去发现?倒是笔者担心《细节》作者“因细失大”,没有看到,否则怎会把“小莲花峰”写作“小莲花瓣峰”呢?

《细节》对这一细节的质疑给人的暗示就是官方在“说谎”,而事实证明,不管是当地政府的立塔行动,还是国务院的公开认证,官方是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的。

动作:“跳崖”还是“溜崖” 《细节》引述1995年发表的《壮歌重唱狼牙山》一文,说葛振林和宋学义之所以“幸存”,是因为他们并非“跳崖”,而是“溜崖”。这篇文章的依据,主要来源于当年“五壮士”所在1团政委陈海涵的夫人陈逊,但她既非亲历者,也非目击者,所知只能是“听说”,已经是“三手”信息。因此,该文在细节上漏洞百出。而且这篇文章没有具名,大概是心虚、怕挨骂吧,毕竟当事人还在世。

《细节》说葛振林等人对该文进行了全面批驳,“但‘溜’的说法却未见反驳”,这恐怕是其孤陋寡闻了。当年,葛振林针对“三跳两溜”的说法,发表了如下严正声明:“这和去年‘狼牙山六人说’一样纯属捏造,是对五壮士的攻击诬蔑。”

《细节》试图进一步证明葛振林和宋学义是“溜崖”而非“跳崖”,于是引用了葛振林的几段自述:“跳下去以后,身子一挨到树,手不由自主伸出来,去抓树枝子……”(1957年);“当年我和宋学义纵深跳崖,苏醒过来,忍着伤痛爬上坡……”(1995年);“我就往这边跳了,跳下去了以后啊,一层一层的树……”(2005年)

每一次回顾往事,葛振林明明都说自己是“跳”崖,《细节》却选择性失明,硬要往“溜”字扯,实在令人不解。《细节》引述20多年前地方报纸一篇不靠谱的旧文,重提“溜崖说”,有意无意给人传递一种感觉:葛振林和宋学义胆子小,不够英雄,以损害两位幸存壮士的光辉形象。

其实,事后,宋学义的腰就没直起来过,左眼也被刮伤了,所以1944年便退伍,后半生一直靠“腰卡”(一条帆布子弹袋缝入钢板制成)支撑上半身度过,一生务农。他去湖南看望老战友葛振林时,葛振林夫人王贵柱对宋学义的印象是:“腰不好,走路很慢,要扶着墙走。”1971年,宋学义过世,年仅53岁。

伤亡:5500还是84、224 关于日军1941年对晋察冀军区进行扫荡双方的伤亡情况,《细节》引述了2组数据。一组来自中方:“歼灭日伪军5500多人”;一组来自日方:“战死84名,负伤224名”。如此对比,似在告诉人们——八路军吹牛,夸大战绩。

《细节》喜欢抠细节,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档案材料中的“伪”字。日军难打是出了名的,所以八路军歼灭的敌军以伪军居多,在统计战果时,出于鼓舞士气等需要,一般将日军和伪军合计。当时,参战日军有6万余人,伪军也有1万多人。《聂荣臻年谱》记载“共歼灭日伪军5500多人”,而日军称自身伤亡308人,数据出现不一致并不奇怪,因为“消失的人”多为被歼伪军。

进一步说,《细节》所引日方伤亡数据只是来自于第110师团,而参战日军至少有3个师团。另外2个师团(第21、33师团)的伤亡情况在《华北治安战》中没有记录,但这并不等于没有死伤。《细节》引证中方资料,用的是“全部数据”,引证日方资料,却只用“局部数据”,一致的也只能是不一致的结果了。

退一步说,战争双方的伤亡统计数据不一致,这其实是军战史常识。不要只戴着显微镜盯着狼牙山,不妨换上望远镜去瞅瞅古今中外的战史,就会发现,作战双方对同一次战事伤亡数据统计结果往往不同,完全一致的情况极为少见。

萝卜:挖了?吃了? 《细节》引述葛振林的回忆说:“刚才忙着打仗不觉得累,这会歇下来,才觉得又饿又渴,特别是渴得难受。正巧山地里有些散种的萝卜,我们顾不得了,每个人拔个吃着……”《细节》抓住当事人大段回忆中的一鳞半爪,如获至宝,无限遐想,把“挖萝卜”事件提升到八路军不遵守群众纪律的高度。

葛振林早在1957年就留下如上口述,此后半个多世纪,从来没有人觉得八路军打日军没饭吃没水喝时,挖几个散种的萝卜吃有多严重的问题。可到了《细节》这里,就成了八路军不顾群众纪律了。网友“令狐锋之一剑飘红”说:“作为一个狼牙山下长大的人,我知道先人为了抗战的奉献到了悲壮的地步,萝卜算什么?狼牙山的萝卜也成了某些人给五壮士泼脏水的‘武器’,真是有点吹毛求疵了——这样的人居然是媒体人,汗颜!我感到确实是别有用心!”

值得一提的是,已经有人去狼牙山实地察访过,得到的情况是:“只要有个籽就会结果实,萝卜并不是老百姓特意种的。”

【转载】 铁证:“狼牙山五壮士”的真实细节无可置疑(41年9月25日)

日本报纸当时对“狼牙山之战”的报道。 萨苏 提供

“黑历史”的“黑手法”

《细节》对“狼牙山五壮士”4个细节的质疑,本身就值得质疑。更重要的是,尽管《细节》对一些细节提出了质疑,但没有也不敢否定最基本的事实——5位壮士宁死不降。《细节》为什么要“丢西瓜拣芝麻”呢?郭松民接受采访时指出:“用细节否定本质,用细节上的差异来否定历史的大是大非。”

除此之外,《细节》还惯会利用当事人陈述同一件事的不一致进行所谓的质疑。然而,人的记忆会出错,这并不为怪。再者,这些不一致的地方,多是不痛不痒、无关宏旨的细节。葛振林与宋学义,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后来只见过4次面,见面时也很少聊当年往事,没有仔细比对回忆,减少回忆的差错,结果被一些人加以利用。

按照某些人的臆想,亲历者没有做到回忆一致,共产党的宣传人员也会“补救”。那么,为什么葛振林与宋学义等人的回忆就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呢?殊不知,共产党是允许这种“不一致”的,目的就是保持历史的全面和客观。

笔者有例证在手。比如,叶飞与麾下支队长陈挺在1936年“南阳事件”中遇险,跳崖侥幸得脱,但具体细节众说纷纭。不少文章说陈挺背着叶飞跳下陡崖,也有人说陈挺开始潜藏在密林中,等敌人散去才救下叶飞,但叶飞和陈挺的回忆录都不是这样:叶飞说陈挺随后也跳了下来,陈挺则说他和叶飞遇险时不在一起,他先回到部队,叶飞第二天才到。可见,这件事比“狼牙山五壮士”的“不一致性”复杂多了。

对这种分歧,叶飞于1982年12月7日接见闽东党史工作者时说:“我跟他(陈挺 笔者注)对证,他还是坚持他的……记忆这个问题,也不是绝对的。因此,建议你们整理历史资料时,不要强求一致,但要注明是谁说的,这样就行了,说的人负责,这样的资料保留下来有好处。”

日本人怎么说

《细节》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敌方的人员,他们也是目击者,但目前缺乏他们关于此事的陈述。”然其文中引述的日本人编著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就有两个日军总结此次“扫荡”对“共军”印象的细节——“负责掩护主力退却的部队,即使兵力薄弱,也必进行顽强抵抗”“共军哨兵在退却之际,有故意向与主力相反方向退避的倾向”。日方写下这两条时,尽管没有直接指“狼牙山五壮士”,却肯定了这类事件的普遍存在。

笔者电话采访国内以收集日军史料见长的名家萨苏,竟意外获其无偿提供了一些日方关于“狼牙山之战”的资料。

萨苏提供的8份资料中,最有价值的是日方当年的两张报纸。其中一张报纸的标题为《山西省境内壮烈的扫荡——消灭狼牙山战败的敌人》,作者是驻石家庄的特派员矢岛。报道记述了日军的英勇和战绩,动不动就歼灭八路军游击队7000人、3000人,至于零散消灭的,就没“资格”进入有限的版面了——包括“狼牙山五壮士”。这不难理解:八路军对狼牙山3名烈士和2位壮士的宣传和纪念有一个过程,日军将5人逼下悬崖时,尚不知此事,不可能在即时报道中特别记上一笔。直到1943年9月,日军再次扫荡时,发现狼牙山有一座“三烈士塔”(1942年7月落成),才知道此事,并架炮摧毁。

萨苏告诉笔者,1941年晋察冀军区在迎击日军“扫荡”中,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狼牙山五壮士”只是其中之一,但由于典型只能有一个,其他人和其他事再感人,也只能受点儿“委屈”,结果鲜为人知。萨苏提供给笔者的另一张报纸《朝日新闻》,就记载了当时发生的一件感人事迹。该报道标题为《连结婚戒指都有抗日的字样》,文章称日军打死了一名八路军干部,发现其手上戴着一枚结婚戒指,内圈刻着4个字——“抗日救国”。

如果把视野从狼牙山转向广阔的抗日战场,就会发现我军还有许多“跳崖壮士”:

1940年夏,天津蓟县盘山根据地莲花峰,7名八路军战士纵身跳崖,只有马占东一人幸存;

1942年12月,河北涞水县曹霸岗村鸡蛋坨5名八路军跳崖,1名排长未及跳崖中弹身亡,其余4人继续跳崖牺牲;

1943年春,北京房山十渡镇老帽山,6名八路军战士纵身跳崖,全部牺牲,没有一个留下姓名;

1944年3月,内蒙古宁城县山头乡李营子前山,50余名八路军集体跳崖,9人牺牲,只有3人留下姓名;

……

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1942年底在河北涞水县跳崖的王文兴。他年仅18岁,因有恐高症不敢跳,便用白毛巾蒙上眼睛……藏在对面洞里的人目睹了这一幕,第二天找到他尸体时,白毛巾仍然蒙在眼睛上。

如果只有一个“狼牙山五壮士”,可能是偶然的,但出现了那么多“跳崖壮士”,绝对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民族不朽魂魄的挺立,这是一支军队铁血基因的传承。

面对那一支支射向英雄的“毒箭”,我们不能冷漠无视,更不能无意中沦为阴谋者的帮凶。守护英烈的精神和荣光,为英雄形象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这才是我们对他们最大的敬意和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