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周年祭之二（上）
父亲1960年从上海调到河北省，任常务副省长兼建委主任。
上任前，在南方考察期间接到通知，让他去北京参加一个中央紧急会议，父亲急飞北京。此行是他1949年南下之后第一次去北京。在见历了新中国第一个十年间的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父亲在那次北京之行时一定是感慨万千。当时他还曾“驱车问路觅旧踪”，找寻了北京大学红楼，三院礼堂旧址，因为那里有父辈们觉醒年代的见证。
从北京回到上海，在传达中央指示精神的大会上，父亲突发心脏病，病情十分严重。那段时间，上海华东医院比较有经验，抢救及时，稳定了病情。因病不能去河北省赴任，父亲留在上海治疗，直到1962年身体稍好后，才回到河北省。
父亲从1955年到上海之后，成为上海市交通办公室、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从1957年到1959年，作为负责上海城市建筑的副市长，父亲和许多干部、工人一样，全身心地投入了上海的建设事业。几年中他走遍了上海各个重要工厂和建筑工地，竭尽心力，不辞劳苦。特别是在58、59两年，“夜以继日”对父亲来说已是常事。那时他经常有外事活动，有时在工地工作一整夜，天亮之后在车上打个盹、换好衣服就去接待外宾，为他开车的司机师傅都感觉有些疲惫不堪。
1959年，国家急需强大的电能和动力，于是把在上海闵行建立机电工业区和与之相配套的工业卫星城，作为了重中之重。党和政府在闵行吹响了集结号，上海建起了新中国的第一个卫星城，这曾经是世界上建设速度最快的城区，而78天建成的“闵行一条街”，则是当年上海最宽敞的林荫大道，是中国第一条“中华香樟街”，成为了上海人引以为豪的“中国第一街”。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那条街上的工人新村，在当时成了全国的样板：苏、捷式的套间，铺着木地板，并有独立的厨房，以及配有瓷质浴缸、抽水马桶和洗脸盆的卫生间。这些公寓式住房，现在依然实用。
“闽行一条街”建好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各国驻上海使领馆的外交官、国际友人们都曾兴致勃勃地参观过，那时流行过一句话，“到了上海不到闵行，等于没到上海”
对于闵行一条街（以及后来建设的张苗一条街）的建筑风格，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的专家有着一致的看法，他们认为“闵行的规划设计不仅符合社会用途、体现了对人的关怀，而且以定型化与多样化的统一、整洁的街道、优美的绿化、明快的建筑群，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精神面貌“。
父亲曾带着我们，走在“闵行一条街”上，虽然不能完全理解父亲当时的心情，但能看得出他笑容中流露出的满意和自豪。阳光下，父亲的身影投射在宽阔的马路上，显得特别高大。这身影永远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似乎也永远地留在了当年的“闵行一条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