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父亲（牛树才）于1939年10月调至晋察冀一分区，任地委组织部长。母亲（张文秀）在1940年4月调至一分区地委任妇委副书记，兼专区政府妇联主任，而当时的一分区妇委书记由父亲兼任。父母因此在一分区结识。1942年9月，母亲调离一分区，到晋察冀边区抗联，任妇女部副部长。同年，父母结婚，但直到1944年，为照顾夫妇关系，母亲才又调回了一分区，任一分区边区抗联组织部长，但时间很短，当年九月，晋察冀成立了四个二级区委和军分区，父母一起调往冀察区。
（以上内容参考了父母手稿）
父母在一分区、晋察冀共同经历了抗日战争期间的艰难困苦，也与晋察冀前辈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战争时代的这种友情，是生死之情，纯朴直率，延续一生一世。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到北京工作后，与晋察冀的这些前辈，接触多了一些，也深深感受到了他们之间那种不分彼此的深情厚谊。
记得在北京我们见过张苏伯伯、李葆华叔叔、白文治叔叔、孙敬文叔叔、章蕴阿姨、李宝光阿姨……等不少前辈。荀昌五伯伯是父亲老乡，他们从年轻时结下的同志情谊更是深远。
当时走动比较勤的还有赵进叔叔（曾任聂荣臻秘书）和王晏旭阿姨夫妇，每次见到王阿姨她总是慈祥地问长问短，和蔼可亲的王叔叔见到我们更是十分高兴。
还有一件“雪中送炭”的往事，想起来，难免动颜。
当时母亲在衡水工作，父亲还没有分配工作。一次，父母从衡水来北京，住在赵叔叔、王阿姨家，临走时，无意中说到在衡水买不到取暖的炉子，赵叔叔听后马上把正在使用的炉子里的火熄灭，炉子很烫，他就把炉子搬到院子里，放在雪地上滚动降温，以便父母能够马上带走……
但在到北京工作之前，我们与这些前辈们接触不多，父母生前也很少跟我们谈及战争时期和解放后的往事。
作为后代，在晋察冀一分区的前辈中，小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可能是王国权夫妇（王叔叔在1942年晋察冀实行“一元化领导”之前，任一分区地委书记），大概是1955，56年期间，父亲调到上海时间不长，一日，王国权叔叔和夫人常玉林阿姨带着4，5岁的儿子来访。王叔叔身穿呢子大衣，戴着一副黑边眼镜，温文尔雅，气度不凡。当时他要出国，说是要带上我们姐妹三人中的一个，还问他的儿子喜欢哪个姐姐，想带谁一起去国外……。
我在以前的博文中写过，说当时要带我们之中的一个出国，可能就是逗着我们玩？不过最近与姐妹谈起此事，才知当时王国权叔叔是认真向父母提出的。常玉林阿姨与父亲同乡，父辈之间情同手足，所以父母也认真考虑了此事，还问过妹妹是否愿意与王叔叔一起出国。但我妹妹说不愿意，估计父母也真有点舍不得，因此作罢。那次应该是王国权赴东德任大使之前，在上海相会，是否专为此事，就不太清楚了。
到北京工作后，常见到任二机部顾问的张献金叔叔（早年参加红四方面军，曾任一地委社会部长等）。他经常闲赋在家，我周末有时去他家玩，与他的女儿们也就成了朋友。张叔叔与我们这些晚辈之间似乎没有什么代沟，说说笑笑，非常亲切和蔼。
父亲被“解放”较晚，77、78年时还未分配工作，曾在北京小住。他还请张献金叔叔到我们那个被化学所职工称为“鸡窝”的小平房里吃了一顿午饭，张叔叔对我爱人的手艺赞不绝口。
80年代初，我曾与弟弟一起登门拜访过王建中叔叔（时任一分区政治部主任）。一进门，王叔叔见到弟弟就感叹道：“和大牛同志年轻时一个模样！“ 。聊天中，王叔叔与我们谈起了父亲，对父亲不乏赞美之词。虽是屡建战功的军人，但王建中叔叔谈吐儒雅，通晓诗词，虽然话语不多，但热心诚恳，他为人的和善与谦逊，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记得是在70年代末，我到张献金叔叔家玩，他说我带你到杨成武叔叔家去吧，我想他可能有什么事要谈，就跟着一起去了。到后，先与赵志珍阿姨在客厅里聊了一会，杨成武司令从另一个房间进来，介绍后，他握着我的手仔细端详，亲切询问。我很少听父母谈及这些前辈，父母也从来没有带我们去见过他们，因此不了解父辈间的关系，当时比较拘谨。
但听我妹妹说，一次开会，偶遇赵志珍阿姨，我妹妹自我介绍后，赵阿姨拉着她的手，非常亲切热情，像见了久别的孩子，让我妹妹十分感动。
而我姐姐最近找出了赵阿姨在我父亲去世后给她写的一封信，读后，又一次体会到这些父辈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关心和爱护：
（图1）
（图2）
（图3）
图1、2、3，是赵志珍阿姨在1990年给我姐的回信。
我以前没有见过赵阿姨的这封信，那封信是写在1990年父亲去世之后。读到满纸的关爱之情，不禁热泪盈眶，感慨万分。
在这封信之后，我们谁也没有再见过杨叔叔与赵阿姨，主要是不愿为我们自己的事去打扰两位前辈，但现在想起来相当后悔，颇为伤感，思念之情，难以言表！
这些从抗日到解放战争一起走过来的前辈们，他们相互了解和理解，在困难时，也是相互关心和惦念着的。杨成武叔叔在一分区有一段时间身体不好，养病期间，父亲曾代理一分区地委书记，因这些战时的相处与理解，杨成武叔叔常以“外圆内方”一词评价父亲。
父亲54年因华东局变故，受到不公正待遇，从安徽到上海之后，晋察冀、一分区的许多老同志，为此不平。中央为父亲平反后，杨成武叔叔在上海见到父亲时，还很有些埋怨地说：“这些事，当时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讲呢？一分区大家都在问你呢！“
父母与晋察冀、一分区前辈们在战时凝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关心和爱护，正是他们浓于血的战友之情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