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大中
“这是一本口述史，作者叙述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十一年地下党工作的经历和新中国建立初期知识分子运动的反思及“文化大革命”中秦城冷月七年零四个月的监狱生活。育英中学第一个党支部的成立；北平地下党的秘密活动点；平西抗日根据地妙峰山交通站；保定、满城地区开辟的秘密交通线；充满传奇色彩的安全转移；中山公园音乐堂流血事件；轰动一时的沈崇事件；燕京大学校园里开辟出国统区中的解放区；北师大“四九血案”；是一部表现大批知识分子、进步教授学者和青年学生冒着生命危险，追求真理，追随革命，为了理想的实现而奋斗的历史画卷。”
其中第六章，第八章，第九章，有作者回忆当时在晋察冀一分区的经历，节选部分如下：
第六章 疏通血脉——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
1942 年初，刘仁、刘慎之派我和张一峰到保定地区开辟秘密交通线。当时刘仁分管交通处。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2初到1943年4月由我和张一峰。第二阶段：1943年4月到1944年3月由我和侯儒林。这两个阶段，我先后协助张一峰、侯儒林负责秘密交通线的工作，同时我还负责联系北平地下党的工作，经常化装进城。第三阶段：1944年3月，侯儒林调往易县，负责易县交通线的工作；保定地区交通线由我直接负责，新派来的李勤协助我。与此同时我继续负责联系北平地下党的工作。
* 一、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1）
* 一、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2）
* 一、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3）
* 一、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4）
* 一、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5）
* 二、隐蔽在人民中间及联络方法
* 三、粉碎敌人一网打尽的阴谋
一、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1）
为什么要开辟新的秘密交通线呢？
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北平、天津、唐山和铁路系统的党的地下组织由设在敌占区的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领导，使用的交通线是社会部建立的经北平近郊妙峰山、房山的两条秘密交通线。1941年初，中共中央晋察冀北方分局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后，鉴于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遭受破坏的教训，决定不在敌占城市设立统一的领导机构，而由设立在根据地的城市工作委员会实行“异地领导”、“多头联系”、“单线联系”的方式开展敌占城市的工作。于是，建立秘密交通的工作就被提到更为重要的地位……。
为什么选择在保定建立交通线呢？
首先，原来的两条交通线非常难走…….
再者，原来的两条交通线都不够安全。……1941年4月就发生过“八个孩子”在去根据地的路上遭敌逮捕的事件。当时雷炎等八名青少年从海淀西北旺出发，由民兵接力带领，绕小道、爬梯田，跋山涉水日夜兼程，走了六天才到达斋堂。不料，敌人突然袭击把他们逮捕了。
一、开辟保定地区秘密交通线（2）
由于交通困难，有些青年在去根据地的路上被敌人逮捕；有些在北平已经暴露的同志不能及时转移到根据地去，只能在城内东躲西藏。由此而来的后果是，按照地下工作的组织原则，与其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同志必须迅速躲藏转移，以至有的同志曾因此而失掉组织联系。更令人焦虑的是，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不能及时传达到北平，而北平党组织的情况也不能及时汇报到城工委。
保定的地理环境与上述两条交通线明显不同。
首先，保定离晋察冀根据地比较近，这中间只在满城有一条敌人的封锁线，进出方便。满城县境大部分是平原游击区，部分是边缘山区，一过满城就比较安全了。接着往山里走，进去就是晋察冀根据地的腹地——平山县。
其次，保定是中等城市，是伪河北省省会所在地，来往人员多，城乡联系多，当时城里人和农村人穿的服装不一样，城里人到一般小县城很是惹眼，而到保定这样的中等城市则不然。保定日常生活用品很多，农产品城乡交易比较活跃，小商小贩和进城买东西的农民很多。北平、天津来的人，来到保定并不惹人注目。
临近的山里养蜂养羊，出蜂蜜，出羊皮、羊肉，出柿子、核桃、大枣等山货，都需要运进保定进行交易，乡下需要的日用品也得从保定买回去。城乡贸易带动城乡人口的对流。我们这些人混在来往的客商、小贩和农民之中并不显眼。
当时说，交通线是党的血脉，血脉不通，工作很难做。有了交通线，血脉就活了。
我们从1942年春天搞起。我们通过晋察冀第一分区地委书记王国权、组织部长牛树才的介绍，在满城县委驻地东赵庄设立了交通站。这个交通站也是我和张一峰工作和住宿的地方，是秘密交通线的枢纽。
有了交通站，还要建立若干个秘密联络站，这样才能以点连线，构成一条秘密交通线。
满城县县委书记石金奎是本县郄庄人，他足智多谋，而且对当地情况了如指掌，人送绰号“济公”。经石金奎介绍，确定把秘密联络站建立在保定近郊的蛮子营村。我们在当地第五区区委（书记牛彬，宣传委员石金庚，区长赵锡武）和村党支部的帮助下，选定了秘密交通员，并以他们的家庭为秘密联络点。
蛮子营是个什么地方呢？
从保定火车站一出站口就是四里营，出四里营就会看见在火车道边上竖着个警察阁子，那是日伪警察的检查口，下火车的第一关就是要通过这里的检查。然后往西三四里地就到了水碾头村。过了水碾头村是小车村，不进小车村村里绕着从村边过去，就到了蛮子营村。这一带是游击区，蛮子营东距保定仅十四五里。我们的人白天在保定下火车，一两个小时就到了蛮子营。蛮子营一带出产蔬菜、莲藕、荸荠，那里有一片一片的莲花池塘，夏季风景秀美；满眼荷花，香气弥漫。蛮子营还种水稻，稻田里唱响蛙声一片。如果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里将是多么富庶美丽的田园啊！
……
第八章 秘密交通线上遇到的种种险情
我们满城秘密交通站设在抗日根据地里，有时和满城县委住在一起，有时和晋察冀一分区地委住在一起。秘密交通线上的交通站、点都在游击区、接敌区。最接近敌占区的交通点（堡垒户）在水碾头，距保定只有几里路。来往的地下工作人员就是从保定市下火车，经过这些站、点进入根据地的。我们为了做好交通站、点的工作和接送来往的地下工作人员，经常活动在游击区、接敌区，我还不断进入北平城，要时刻警惕着敌人的突袭，时刻准备着应对各种突发的敌情。危险甚至牺牲，也时刻伴随着我们。
* 一、遭遇与误会
* 二、蛮子营遇险（1）
* 二、蛮子营遇险（2）
一、遭遇与误会
1943年夏季，我从北平联系地下党返回时，在由保定到蛮子营的路上，刚过水碾头，后面跟上来十四五个巡逻的伪军。我就当做什么也没看见，和原先一样从容不迫地往前走，心里迅速盘算着怎样应对。
领头的伪军赶上来，用枪一指：“站住，干什么的？”
我说：“我是看朋友的。”
那家伙不信：“看朋友的？伸出手来看看！”
我张开手掌，那家伙眯着眼像看手相似的来回看。他这是看我有没有握枪磨出的手茧。接着又要我“撩开裤脚！”他这是看我有没有扎绑腿的痕迹。那时八路军是扎绑腿的。结果是什么也没有看出来，认定我不是八路，就说：“蛮子营一带村里白天没事，晚上可有八路军，你不如今晚住到我们炮楼里，明天再去。”
我连忙说：“谢谢，那我就不去蛮子营了，我回北平。”说罢扭头向保定方向走去。走了一段回头一看，巡逻的伪军晃晃悠悠朝北面白马场的敌人据点走去了，我骂了一句“这帮笨蛋！”
我回到水碾头堡垒户家里躲了一阵，然后就向西直奔蛮子营。
1943年大扫荡之后，我常带着高深从北平回根据地。有一次，我们先到蛮子营，晚上王洛宝送我们，走到宋家屯一带碰上了区小队，我们就和区小队联系，约定当晚和他们一起穿过封锁沟回根据地；联系好后，王洛宝就回蛮子营了。傍晚我们分散在各家吃派饭，我和高深派在一家，忽然枪响了，日伪军进村了。区小队就和伪军噼哩啪啦地交上了火。一时不明情况，我们怎么办呢？我先把高深藏在老乡家的粮食缸里，盖上盖儿，我叮嘱他千万别出声。我掏出手枪躲在门后面，注意情况的变化。
过一会儿枪声不响了，全村静悄悄的。我很快走到街上去了解情况，老百姓说没事了，是遭遇战，打跑了。区小队与一股日伪巡逻队遭遇了，黑灯瞎火的交手一阵，谁也不敢恋战，各自撤走了。区小队向西边走了。这样一来我们与区小队失去联系，怎么办呢？这一带的路我比较熟悉，就带着高深连夜又回到蛮子营，过了几天才回到根据地。
在游击区、接敌区，敌我活动频繁，遭遇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当地军民警惕性都很高，弦绷得紧，有时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发生误会。1944年春，我在保定市南面于家庄、方顺桥两个小火车站建立新的交通线后，决定自己走一趟，以了解沿途的情况。这次我穿着徐伟的北京大学黑色学生制服，戴着黑色制服帽。从方顺桥下车，刚进了东村的村口，迎面快步而来的村党支部书记慌忙地说：“哎呀，你怎么这身打扮呀？远远看上去活像个伪警察，民兵早在房上埋伏好了，拉开枪栓瞄着呢。要不是我认出来，他们就搂机子开火啦！”
还有一次我从北平返回根据地，身穿长衫，头戴礼帽，夜间跨越封锁线地带。黎明时分走到一个山坡间，被一位站岗的八路军战士拦住，盘查讯问，不准通行。一定要问清楚我是干什么的。我这身打扮一时也解释不清，只得说：“我什么也不跟你讲，只要见了你们首长，我就说实话。”这位战士带我去了团部，正在吃早饭的第三团团长肖应棠见到我，哈哈大笑，说：“闹了半天原来是你呀！快坐下，一块吃饭吧。”
二、蛮子营遇险（1）
1943年秋冬，敌人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一次大扫荡。从规模上看，这是最大的一次。这年9月16日至12月15日，敌调集4万余人的兵力，对北岳区进行历时三个月的“毁灭扫荡”。9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为第一阶段，敌以1.7万余人，采用分进合击和长距离奔袭的战术进犯我中心地区各要点，目的是寻找我主力决战，和以重兵进行“清剿”，实行“三光”政策，毁灭我根据地。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为第二阶段，敌以9000余兵力转向滹沱河、沙河和唐河沿岸产粮区，目的是对我根据地一面“清剿”，一面抢粮。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为第三阶段，敌在我军民日夜打击下，遭到重大伤亡，开始分批撤退。在反“扫荡”中，我军（包括民兵）共作战560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1.1万余人，攻克敌据点204座，炸毁火车18列，坦克3辆，汽车244辆，击落飞机1架，缴获山炮1门、枪支800余支。与此同时，我军民也付出重大代价，伤亡2427人，敌屠杀群众6674人，烧毁房屋54700余间，许多村庄变成瓦砾。
在我军反扫荡的过程中，我党、政、后方机关、华北联大、剧团、报社分散隐蔽在小山庄，有的遭遇敌人包围，很多人牺牲了。
在反扫荡一开始，我跟侯儒林商量，我们跳出来，到敌后游击区活动，住在蛮子营一带，这样可以避开敌人的锋芒。此外，还有两个好处，一是这里距离保定近，与城里联系方便，可以始终与城里保持联系。二是如果城里的人突然闯来了，我们会告诉他敌人在扫荡，暂时不要去根据地了，避免城里的同志出问题。
9月，我们跳出来了。敌人进攻的第一阶段，我们安全地度过了。敌人进攻的第二阶段，10月中旬以后，敌人部队调头转向滹沱河、沙河和唐河沿岸产粮区，特别加强了对敌占区和游击区的“清剿”。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实行突袭。敌人突然之间包围村子，把全村男女老幼集中起来，挑着刺刀，架着机枪，牵着狼狗，威逼百姓，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当场拷打逼问。区委不断向我们传达斗争形势。我们每天都能听到各方面传来的消息，昨天敌人突袭了哪个村子，死了多少人；今天敌人突袭了哪个村子，死了多少人。
我们的活动也更加频繁，今天住这村，明天住那村；今天两人在一起，明天两人又分开，不断转移。我有时住在水碾头，有时住李家巷。白天不能活动，藏在老乡家，昼伏夜出，晚上转移。一到晚上就能听到各方面的消息。非常艰苦，非常紧张，随时有可能与敌人遭遇。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和侯儒林投宿到蛮子营，一住下就听说最近敌人可能要向这一带偷袭，但是具体偷袭哪个村子也没个准儿。所以我们商量，我俩不能住在一家，如果住在一家，一个是山西人，满口老西儿话，一个学生出身，满口北平腔，万一让敌人撞上不好解释，必须分开住，分散危险。
二、蛮子营遇险（2）
当晚侯儒林去李家巷住在李洛常家，我就住在蛮子营杨森家。
前面我说过，杨森作为乡村的知识分子，有文化，性格憨厚，乐于助人，在村里有着很好的人缘。他家住在村东头，院子比较大，一溜大北房；西房养着牲口。房子的东面是一亩地的果园，种着梨树，有一个水井。家庭比较富庶。杨森的父亲熟识文墨，擅长诉讼文书，乡里谁家要打官司，都得求他书写诉状，因此他也算是一方圣明。杨森的姐姐杨淑蓉识文认字，也是共产党员。
杨森家救过我的命。1943年春天，我患了疟疾，发烧打摆子。游击战争年代，医疗条件很差，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一会儿好一会儿坏，身体非常虚弱。有一天，在杨森家梨园的井边坐着聊天，有杨森和他姐姐。我突然感觉自己头晕，全身无力。当时我想，我怎么刚参加革命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太早了太可惜了。想着想着就没有了知觉。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杨森姐姐家的炕上，他们找来农村的医生，又掐又治，喝了糖水。瞧我渐渐恢复了知觉，杨大姐说：“谢天谢地，快吓死人了！”
我说：“杨大姐，你们救了我一命啊！”
那一天我住在杨森家，我和杨森全家时刻注意着村里的动静。第二天一大早，杨大姐出外倒尿盆，神色慌张地跑回来在我耳边儿说：“坏了，外边一片黄，都是日本鬼子！”
我立刻抽出手枪，问杨大姐：“你看有空儿能冲出去吗？”
她说：“不行啊，满满泱泱的，没空儿。”
看来冲是冲不出去了。杨大姐出主意说：“就在院里藏下吧。”
我脱下八路军服装，换上城里的制服、皮鞋，戴上礼帽，把手枪藏在炕洞里，准备好北平的居住证。我说：“大姐，咱们按时做饭按时让烟囱冒烟，当做什么也不知道。根据情况，随机应变。”
杨大姐就动手烧火，我拉风箱她熬粥，摆上小炕桌，放上碗盛上粥，一个小碟盛着腌茄子，做出要吃饭的样子。平时我挺爱吃这饭菜，今天一点没有胃口。
这时候，透过玻璃窗看到三五个伪军闯进来了。我们起身迎出房门。伪军见我主动迎出来，先是一愣，接着哗啦搂响了枪栓，枪口冲着我，神色紧张地问：“干什么的？”
我看他们挺紧张，自己反倒不紧张了，微笑着回答：“我是从城里来的，基督教信徒，昨天刚到，来会教友的。”说着掏出北平居住证给他们检查。这几个伪军翻来覆去看了半天也没找出破绽。
杨大姐从鸡窝里掏了几个鸡蛋捧给伪军，说：“老总，家里没什么好的，这个您就带着吧。”几个伪军互相瞧瞧，把鸡蛋揣兜里，背着枪走了。
我们返回屋里继续吃早饭。刚端起碗筷，透过玻璃窗，又看见两个日本兵端着刺刀闯进来。
我们又迎出房门。这回杨大姐先拿出一小竹篮鸡蛋给那两个鬼子。两鬼子把竹篮一拨拉，冲我举着刺刀哇啦哇啦乱叫。我在中学学过日语，这会儿跟鬼子怎么说他们也听不明白。我就蹲在地上拿树枝又写又画，汉字、片假名，连比划带解释，他们总算明白个大概：我是北平的学生，信仰基督教，来这里会教友。
两个鬼子似乎弄明白了，互相点点头，看来是相信了，抬腿开路，临走没忘了提走那篮鸡蛋。
我们进屋接着装做吃早饭。过一会儿，响起了枪声。事后得知，敌人把全村百姓押往村北头空地集中。村党支部书记王瑶（王洛宝的叔伯弟弟）乘敌人不注意，抽身钻了胡同。日本兵发现立即朝他开枪，王瑶不幸中弹，他带着枪伤继续往前跑，日本兵追到一个院子里，他坚决不屈服于敌人，日本兵用刺刀将他杀害。王瑶壮烈牺牲。
日伪军把全村人集合起来，架着机枪，牵着狼狗，挥着刺刀，逼问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村里很多人知道我此刻就在杨森家住着，他们却不约而同地严守秘密，始终没有透露我的任何信息。
敌人在村子里折腾了一整天，闹得鸡飞狗跳。从各家抢来粮食牲畜，杀猪宰羊，架上大锅，又煮又烧，大吃大喝，直到傍黑才带着抢来的粮食和东西撤走。
那天敌人也突袭了李家巷。侯儒林住李洛广家，敌人进村后，李洛广家院墙根儿上戳着一垛一垛的高粱秸，李洛广就叫侯儒林藏身在高粱秸后边。敌人进院搜查，翻箱倒柜，用刺刀往高粱秸里乱戳了一通，赶巧刺刀都贴着他身边捅过去，居然没有伤及他。在李洛广一家的掩护下，侯儒林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敌人走后，我和侯儒林见了面，一商量，马场村没有敌人的据点，今晚就住马场村吧。这样，我们就在马场村李洛常姑姑家住了几天。
12月底，反扫荡胜利结束，我们返回周庄。正赶上一分区召开反扫荡总结大会，看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又得以相见，大家互相亲切握手。杨成武司令员作了总结讲话，我们在下面听着，回忆着几个月来惊心动魄的经历，感觉自己一下子成熟了许多。日伪如此猖狂的扫荡被粉碎了，我们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对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更加充满信心！
第九章 宋汝棼和北京大学党支部
* 一、建立北京大学党支部
* 二、抗战胜利之际主动出击
一、建立北京大学党支部
原由我担任支部书记的育英中学支部的同志，1941年暑假从育英中学毕业，一同考入燕京大学。这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封闭占据了燕京大学。我受命执行任务经平西抗日根据地，到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工作，王湘、韩叙、潘超去了晋察冀。留在北平坚持地下斗争的原育英中学支部的同志有宋汝棼、饶毓菩、徐伟等。宋汝棼转入北大工学院，饶毓菩转入北大医学院，徐伟转入北大法学院。
1942年12月，我受刘仁派遣潜入北平，根据当时的情况，建立了新的支部，支部书记宋汝棼，组织委员饶毓菩，党员徐伟。
支部建立后，宋汝棼要求到根据地学习，亲身体验根据地军民的抗日生活，学习党的文件。同时，提出这种要求的还有薛成业等。我考虑到，他们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在城里工作，那里敌伪统治非常严酷，在地下状态的环境中学习文件极为有限。一般的学习就是听我的口头传达，偶尔带给他们一两件手抄的文件。我同意他们的要求，叫他们一放寒假就出发，寒假结束开学之前返回北平。并分别向他们交代了行期和接头暗语，路线是保定——蛮子营——周庄。据宋汝棼后来回忆，他到达保定后投宿在一家骡马大店，跟秘密交通员刘忠（王洛宝）接头时，宋汝棼看着手表问：“你的表现在是9点吗？”刘忠回答：“你的表错了，现在还刚刚8点。”
1942年放寒假后，在刘忠和武装交通员的护送下，宋汝棼他们如期到达了晋察冀第一分区所在地易县周庄，第一分区司令部、一地委就驻在这里。此时，我们的交通站也设在这里。为什么把宋汝棼、薛成业留在周庄培训学习？我的考虑是，宋汝棼、薛成业在北平城里掩护条件好，易于长期隐蔽；培训结束后他们将分别回到城里继续坚持自己的工作。如果去阜平城市工作委员会的培训班学习，路途较远，来往需要更多的时间，寒假结束前有可能回不到北平。派遣回城易于暴露。留他们两人在周庄，则避免了这些问题。
我们交通站安排宋汝棼、薛成业住在一家地主的厢房里，叮嘱他们白天尽量不要到村里走动，以免被可能潜入根据地的汉奸特务发现。学习内容有整风文件《改造我们的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由张一峰讲课，他讲得很认真，联系实际，深入浅出；我结合自己的工作体会、学习心得以及根据地的见闻，和他们座谈交流。
晋察冀地委组织部长牛树才在我们建立秘密交通站的工作上曾给我们很大支持和帮助，这次又请他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讲授了对敌斗争策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其间还去第一军分区听了杨成武司令员作的形势报告，他从苏德战场讲起，讲到抗日战争局势、晋察冀以及第一分区的斗争情况。能够聆听杨成武司令员的报告，对于长期在北平坚持地下工作的同志们来说确实很难得。
当时的生活条件还很艰苦。屋内的取暖方式是灶火连着炕洞，在做饭时用灶火同时烧炕。他们住的是厢房，没有炉灶就不能烧炕取暖。吃的是小米粥和咸菜。即使如此，革命的热情互相感染，他们始终情绪饱满，休息时就亮开嗓子高唱抗日歌曲。这种无所顾忌尽情高唱抗日歌曲，对于在敌伪统治下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来说，简直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享受。培训期间，交通站也设法改善生活，春节那天吃的小米面饸饹，事后多少年再见面，每每提起来也觉得香甜依旧。
这次培训，使宋汝棼和薛成业在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上有了很大提高，他们回到北平以后，以新的姿态独立开展工作，很快打开了新局面。
宋汝棼任书记的支部主要是在大学生中，重点是在北京大学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成为包括工学院、医学院、法学院、文学院的北京大学党支部……。
……北京大学支部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发展的党员、抗日积极分子（包括去晋察冀的）约有5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