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我的新浪博客
写到这里，发现自己对当时晋察冀一分区的历史了解太少，需要回顾一下抗战初期这个地区的大事记。需要顺着历史的脚印，更多地去了解那个时期我们前辈们经历的艰难和考验，理解他们的追求，坚持和成功，以期进一步理解他们日后面临各种形势和困难时的抉择，理解老一辈人之间在战火中建立起来的友谊……。
比如，1940年5月底，长期以来为一分区老人们津津乐道的那次军政文体运动大会：
1940年上半年，是一分区狼牙山抗日根据地创建以来，最强大的时候，1940年5月30日那次大会，是为了庆祝抗战三周年，总结经验，奖励先进，在河北省易县，北娄山村召开的。这次大会当年的正式名称为“五州运动大会”，是一次检阅军政文体的运动大会，是“一分区力量达到最高点的一次大检阅……官兵们都穿上新发下来的夏季军装，衣帽整洁，斗志昂扬”
主席台上除了杨成武等军队领导外，还有一分区地委和专署的主要领导人：王国权，李耕涛，牛树才，杨士杰，梁正中，白文治等。从名单上可以看出，这些地方领导，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干部，多是在青少年当学生时，就参加了革命的。其中王国权上过大学，还在日本留过学。
李耕涛和父亲在抗战初期，两次共事。1937年李耕涛曾为曲阳县这个“晋察冀边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的县委书记，而父亲当时是县委组织部长；1938年4月李耕涛调往冀中后，父亲继任曲阳县县委书记。父亲调任一分区不久（1939年10月），1940年李耕涛也由冀中调往一分区任行署专员。他到一分区时，恰好赶上这次文体大会。
作为后代，上述这些前辈中，我印象最深的可能是王国权，大概是在1956底年，父亲安徽被整后调到上海时间不长，记得还住在上海大厦，一日，王国权（和夫人常玉林？）带着4，5岁的儿子来访，当时他要出国，说是要带上我们姐妹中的一个，还问他的儿子喜欢哪个姐姐，想带谁一起去外国……现在想起来，当时可能就是逗着我们玩？不过那时还信以为真，有点好奇，但也有点害怕跟他们出国。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为是因为父母舍不得，我们之中的一个才没有被王国权带去国外，呵呵。那次应该是王国权赴东德大使馆上任之前，为什么会在上海，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一分区党政领导人中，之所以知识分子干部为多，与聂荣臻、杨成武的惜才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杨成武比较偏爱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这从一分区地方领导的任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但据说杨成武对跟他时间很长的文化不高的干部也都非常照顾，他的“顾旧”是他很得人心的原因之一。
父亲从安徽降级到上海之后，一次杨成武在上海见到父亲时，很有些打抱不平地说：“这些事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讲呢？一分区大家都在问你呢！”
文革中，父亲曾跟我讲过：做组织工作，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拉帮结派……尽管与一分区老领导，老战友之间感情笃厚，但在党内纷争中，父亲一直坚持把私人感情与工作分开。这就是为什么父亲在安徽遭遇困难时，没有去找任何老领导和老战友？
长期做党的组织工作，这应该是父亲的一贯原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