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反扫荡，早在8月初，杨成武未雨绸缪，已经预先将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那些没有战斗力的文职干部进行了疏散。这些干部，当年就像后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样，或者有组织隐蔽（大都是不熟悉易县本地地形的外地干部）、或者分散隐蔽（几乎都是易县参加八路军的本地干部）。但是在日伪军大扫荡的反复冲击中，一个月后，到9月初，原属于“有组织集体隐蔽”的那些外地干部，许多人已经与大队失散，在三三两两的自由聚集起来自己游荡。
在1941年大扫荡以前的1939、1940两年，杨成武都是亲自率领一分区机关大队进行转移。而且，1939、1940这两年转移的地点，都是完县与唐县的结合部，毗邻葛公村的洪城村一带。唯独1941年的这次反扫荡转移，杨成武已经明显感觉到形势的严峻与危机，所以由他亲自带领转移的队伍被大大缩小，从原来的两百多干部减少到五十余人。这五十余人，只涵括了三种人：党政军的领导干部，掌握电台和密码、文件的机要干部，以及帮助掌握部队、指挥作战的军事辅助干部。没有独立作战能力的政工干部不涵括在内。
鬼子的大扫荡在即，一分区政治部那些没有武装的干部们都在哪里？
这就是1941年大扫荡，前后共计六十六天，为史上时间最长。但你从杨成武布置作战任务的部队中、从一分区史的作战记录中、从战后一分区向晋察冀军区的总结汇报中，都找不到有关二十五团的任何记载，这是当时的具体情况所造成的。
平心而论，客观地说，1941年开始的日军大扫荡，失去了大规模有组织主动还击能力的八路军只能避开日军锋芒，“游而不击”的隐藏躲避。当时，一分区干部主要面临着三种状况：成功隐蔽躲避开日军主力不与其发生正面冲突为最好的结局，第一种状况多发生在熟悉易县地理环境的本地干部的身上；虽与敌发生冲突但能及时避开而少受损失为第二种状况，比如杨成武亲率的一分区机关大队；被日军围住损失惨重但仍有不少人能最后脱身为第三种状况，多发生在不熟悉易县、涞源县地理环境的外地干部身上。蔺柳杞，还有解放后担任吉林省文物局局长的吴文光都在其内。
这些与大队失散后三三两两自己游荡的干部们，确切数字不知道有多少？偶然中，与杨成武亲自率领的一分区机关大队相遇，那种喜悦的心情难以言表。但这种偶遇，也使得杨成武的机关大队从原来的五百多人，骤增到七百多人。而且，新增加的这一百多人近二百人，大都是没有战斗能力的文职干部。
依旧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这些昔日的一分区干部们齐聚在杨成武的家中，畅谈起往事，感慨地说：当年不是杨司令心存善念，拉上我们一起走，有多少人根本看不到今天的场面？
在网上找到了这位研究晋察冀一分区的学者的博客，晋察冀，一分区…先辈们的过去，在博客中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