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夏秋冬

转自YANXIN博客

1941年反扫荡，早在8月初，杨成武未雨绸缪，已经预先将一分区司令部、政治部那些没有战斗力的文职干部进行了疏散。这些干部，当年就像后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样，或者有组织隐蔽（大都是不熟悉易县本地地形的外地干部）、或者分散隐蔽（几乎都是易县参加八路军的本地干部）。但是在日伪军大扫荡的反复冲击中，一个月后，到9月初，原属于“有组织集体隐蔽”的那些外地干部，许多人已经与大队失散，在三三两两的自由聚集起来自己游荡。

细心的人如果总结这段历史，可以从中发现明显的历史差异。

在1941年大扫荡以前的1939、1940两年，杨成武都是亲自率领一分区机关大队进行转移。而且，1939、1940这两年转移的地点，都是完县与唐县的结合部，毗邻葛公村的洪城村一带。唯独1941年的这次反扫荡转移，杨成武已经明显感觉到形势的严峻与危机，所以由他亲自带领转移的队伍被大大缩小，从原来的两百多干部减少到五十余人。这五十余人，只涵括了三种人：党政军的领导干部，掌握电台和密码、文件的机要干部，以及帮助掌握部队、指挥作战的军事辅助干部。没有独立作战能力的政工干部不涵括在内。

鬼子的大扫荡在即，一分区政治部那些没有武装的干部们都在哪里？

他们在政治部总支书记朱利的带领下，上了狼牙山，跟邱蔚带领的一团团部的干部们在一起。在朱利带领的这些集体行动的政治部干部中，基本上都是由不熟悉易县地形、也不熟悉易县当地口音的外地干部组成。

那些易县本地参加八路军的干部都在哪里？

他们大都选择了自己寻找地方的隐蔽方式。而他们选择的地方，是由易县本地人组成的二十五团控制的地区，易县西部的富岗、牛岗一带。那时有传言说：担任扫荡鬼子向导的赵玉昆伪军部队，大都由易县子弟组成，很多人的亲戚、乡亲、邻里都在二十五团，所以大扫荡中二十五团的处境和控制地区应该会好一些。

这就是1941年大扫荡，前后共计六十六天，为史上时间最长。但你从杨成武布置作战任务的部队中、从一分区史的作战记录中、从战后一分区向晋察冀军区的总结汇报中，都找不到有关二十五团的任何记载，这是当时的具体情况所造成的。

平心而论，客观地说，1941年开始的日军大扫荡，失去了大规模有组织主动还击能力的八路军只能避开日军锋芒，“游而不击”的隐藏躲避。当时，一分区干部主要面临着三种状况：成功隐蔽躲避开日军主力不与其发生正面冲突为最好的结局，第一种状况多发生在熟悉易县地理环境的本地干部的身上；虽与敌发生冲突但能及时避开而少受损失为第二种状况，比如杨成武亲率的一分区机关大队；被日军围住损失惨重但仍有不少人能最后脱身为第三种状况，多发生在不熟悉易县、涞源县地理环境的外地干部身上。蔺柳杞，还有解放后担任吉林省文物局局长的吴文光都在其内。

这些与大队失散后三三两两自己游荡的干部们，确切数字不知道有多少？偶然中，与杨成武亲自率领的一分区机关大队相遇，那种喜悦的心情难以言表。但这种偶遇，也使得杨成武的机关大队从原来的五百多人，骤增到七百多人。而且，新增加的这一百多人近二百人，大都是没有战斗能力的文职干部。

好了，当初疏散一分区非战斗人员，成立杨成武亲率的这个机关干部大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要优先保护领导干部和指挥机关的安危吗？你们这许多非战斗人员一汇合，不就违反了当初的初衷吗？

当时忧心忡忡的参谋长黄寿发，悄悄拉着李青川向杨成武汇报：如何处理这些汇集而来的非战斗干部？是留下？是疏散？还是原地坚壁？据说杨成武想都不想，坚决地回答：这些干部都带走，跟我们一起走，我们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嘛，为什么还要分开？

在这以后，杨成武带领的这七百人大队从涞源县经易县、满城县、完县南下，打算隐蔽在唐县、完县的结合部地区。这个地区，杨成武的一分区在1939、1940年屡次在此地隐蔽，鬼子很少来。但1941年的情况不同，杨成武行进的完县花塔山地区的时候，发现误进到鬼子的包围圈里，于是迅速折返，这才有了梯子构突围的故事。

依旧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这些昔日的一分区干部们齐聚在杨成武的家中，畅谈起往事，感慨地说：当年不是杨司令心存善念，拉上我们一起走，有多少人根本看不到今天的场面？

一个人之所以被称作是“好人”还是“坏人”，不是由于他在共产党内的地位所决定的，而是他的道德的展现。所以，共产党领导干部中有许多“坏得掉渣”的人存在，就清楚说明了这个道理。

 而一个人道德的展现，往往在那些不引人注目的微小事情上面。“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深思、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