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那天曾转贴了两篇追悼李铁津老师的文字，今天再转载一位朋友写的怀念李老师的文章，三帖合一，以此表达自己多年来，每当教师节都想表述的，对逝去的恩师们的怀念：*************************************************
您走的那样突然, 没有留下一句嘱托的语言,令我们手足无措,泣极悲伤。
二十五年交往，可谓情同父子，谊如兄长，谨撰写此文，以告在天之灵。
您尽全力把生命，爱和做人的意义教给我们，而您仍然那样祥和、朴厚和安详；
您尽全力抵抗对您的不公，而您最多的还是选择忍耐和退让； 您尽全力吸允科学的雨露，而您却全用于浇灌小苗；
而今，桃李满天下，您却再也嗅不到果香，可我坚信您已步入天堂；春天已过，夏日降临，您却再也看不到学生的收获，可我坚信，冬日的瑞雪，
是大地给您披的孝装； 铁津先生，百年天堂再聚，我仍然选择您做我的师长。 呜呼！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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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吉林大学纳米先河惜乎南开学子陨北国
领化学学院光化风骚悲哉凝聚物理褪彩华
听到消息太让人震惊和痛惜了，没有功夫去平平仄仄的对了，暂且用这一挽联略表心中的哀悼之情，
一个实实在在搞学问的科学家就这样匆匆而去，在这么一个浮躁的社会，
一个不玩纳米概念的纳米科学家就这样匆匆而逝，不是痛惜可以表达的，
李老师带走的不仅仅是他的满腹学问，带走的更是他高洁的品行，
我们在此祭悼，不光是要怀念一代大家李铁津老师，
<更重要的是把李老师留在我们中间，
留住李老师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品行。让我们默哀吧！****************************************************
李铁津老师
（程新建）
李铁津老师也是一位对我的人生道路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我在吉林大学物理系上学时，他带我做生产实习以及后来的毕业论文。就这样，我们相识、相知，成为忘年交，毕业三十年，一直有来往，回想起来，在大学期间，政治运动不断，课程设置上“斗批改”，我真正地学到一些东西还是从李铁津老师那里。
1974年秋，进行专业生产实习时，我被分配到李铁津老师的红外课题研究组，就这样我们相识了。李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小心——处处小心。我实习的内容是黄金涂镀，用高压真空镀膜机将黄金蒸发，涂镀在一小块物体的表面，形成黄金黑。一方面摸索涂镀黄金黑的最佳条件，一方面测试黄金黑的红外吸收性能。在那时，黄金在我的心目中可没有贵重的概念，可李老师从一开始做实验，就再三叮嘱我，每一次用多少黄金一定要准确称量，做好记录，决不可有漏、差。
工作以外，李老师的话语很少。有时因工作接触到他人，他也是常讲这个人有什么特技，那个人有什么绝活。一次到化学系见到一个姓朱的工人技师，回来的路上，李老师对他赞不绝口。我听明白，是那位技师不只一次巧妙地把李老师的理论设想用技术手段表达出来。他从内心尊重所有那些有才能的人，包括普通工人。
对于当时的政治风潮，什么“反复辟、反回潮”，什么“批林批孔”，要求他参加的学习他一定参加，但几乎从未听到过他发言。后来，我们相处的时间长了，说话也随便了些。一次我和他说起，系里的一位领导作风专横，他当即喝断，并告诉我再不要和旁人谈起。我看得出来他其实从内心是同意我的看法的。但他显然不愿卷入到任何是非中去，也许还有保护我的意思。
他带我做毕业论文时，题目是远红外材料的选择吸收与应用。第一步，他便带我到北京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查文献，这个过程中，他曾动情地说过一些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国家花了不少宝贵的外汇进口这些情报资料，但实际利用率很低，真可惜啊！”他又说：“有的人搞科研搞项目，搞到半截搞不下去了，其实，同样的工作外国人也许已经搞过，早已证明此路不通，查一查文献就可以知道。文献调研可以说是搞科研的第一步，可惜有的人搞了一辈子也不懂得这一点。”他谆谆地教导我，一定要掌握好外语这个工具。为他的恳切和认真所感动，他的教导我一直铭记在心。在去燕山石化总厂调研时，李老师又和我说，这里有参与项目建设的日本工程师，他们在与本国老板签订的工作协议书上有一条，要求至少一个月返回日本一次，因为国外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如果长久地蹲在中国工地上，得不到及时更新，很快就会跟不上了。当时，我听李老师讲这些，如同天外之音，新鲜而又惊讶，甚至觉得难以置信。因为，那时中国的国门还没有打开，闭塞而又故步自封。所以，即使是在那盲目地批判“崇洋媚外”的年代里，李老师也是特别重视文献调研的，他把这看成是不出国的考察。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上班时间若要找他只有两个地方：实验室和图书馆。他对与课题相关的几种外文期刊，连续地追踪阅览，每一期看过后，他都在一个他自己知道的固定地方做一个小小的记号，必要的则摘要做资料卡片。他家里积累了好几抽屉的卡片，分门别类的，那是他几十年科研工作的积累。多年来，他的这些习惯与做法我也一直仿效着，受益匪浅。 李铁津老师对于我的更大帮助在于，在我人生道路面临机遇与抉择时，他总是努力给予帮助，积极给予指导，使我尽可能地少走弯路。他殷切期盼我成材，为社会做出应有贡献。所有这些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毕业离校以后，李老师一直为我被分配到人造卫星观测站并闲置着而惋惜。1979年年初，大学继“文革”后恢复高考，又恢复了研究生的招生。李老师所在的教研室是吉林大学中最早具有这招生资格的单位之一。李老师深感这对我是个摆脱不利处境的极好机会。那还是在寒假期间、春节过后不久，李老师拿着报名表特地从吉林大学就近找到我爱人所在单位——吉林财贸学院卫生所，给我传递消息并希望我报名。然而，那个时候，我们全家都正在天津。父亲病重，弟弟将我们全家从长春召了回去。随后又是父亲病逝，我又在津停留了一些时间。机会到底错过。
转眼几年过去。1984年春节农历正月初六（2月7日），我到李铁津老师那里拜年。我和他说起长春物理所情报室需要人，我想去而又有些眷恋着人卫站较好的待遇时，冷不防，李老师厉声说道：“你这是鼠目寸光！再这样下去，将来你会没脸见你的同学！”我和李老师相识相交多年，他说话从来都是和风细雨的，表达不同意见也总是委婉而温和。像如此地高声大调，如此地直截了当，我所亲见的，这是唯一的一次。李老师的当头棒喝，对于我来说如同是醍醐灌顶，我当即下了决心。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迈出的这一步对于我来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到长春物理所，开始在情报室所属的图书馆从事编目工作，一年半后被调到所办公室从事统计信息与外事工作。我是物理所机关第一个使用计算机的人。由于工作舞台开阔，工作内容丰富，也由于自己的勤奋，我先后在报纸、杂志与专题会议上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并获得三项所级以上的科研管理成果奖。所以，1992年12月12日，我被顺利地评为高级工程师（科研管理）。取得高级职称资格，我是我们班同学中的第一个。准确获知此消息后，我马上告诉了李老师，他听后欣慰地笑了。
关于李老师还有许多事，有的是我亲眼目睹，也有一些是多年来我陆续从其他人那里获知的。
李老师出身于旧官僚家庭。195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而后分配到吉林大学任教。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同学，叫朱自强。那时的李老师还是很活泼开朗的，担任着团支部委员的职务。1957年反右斗争，一场寒潮袭来，百花凋零。朱自强被打成“右派分子”。李老师虽未戴上帽子，但被划成“严重右倾”，“内部控制使用”。经过这样一个教训，李老师一下子变得谨言慎行、谨小慎微了。而他与朱自强老师的友谊则一直保持着。我初到李老师家那次，就发现一个戴着黑色宽边眼镜、身体壮实的中年人在厨房里揉面，忙活着蒸馒头，那样子很像是自家人，我以为是李老师家的亲戚。后来多次去，多次遇见，渐渐知道他是李老师的同学，也知道了他的故事。朱老师因为是戴帽右派的原因，一直没有结婚，他把李老师的家当作自己的家一样，而李老师也把他当作自己的亲兄弟。说来着实令人感动。改革开放后，朱老师右派改正、去掉精神枷锁，是李老师夫妇张罗着，帮助这位老同学成了家。朱老师后来调到河南大学并深得重用。不幸的是，朱老师几年后因病去世。又是李老师将朱的女儿接到长春读书，最终辅助其考入大学。人生得一知己足已。世界上如此的友情又有多少？
听李老师的姐姐说，他从小的理想是当一名物理学家。为了这一理想，李老师成家很晚，是在“文革”之中、走五七道路之时。但客观说，他要成名成家的志向在“文革”前就已实现了，他早已是物理系不可或缺的业务骨干，在全国红外研究领域也小有名气。那时，物理系承担了一个研制“红外夜视仪”的军工项目，按照当时的规定，要向公安部门上报课题组成员名单，但那时又有规定，像李老师这样身份的人根本不能参加这样涉及国防机密的研究项目。当时的物理系党总支书记温希凡（上世纪八十年代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真是很有魄力的，采取瞒天过海的策略，指示：“榜上无名，暗地通行”，即上报的名单不列具李老师的名字，但在实际工作中倚重。
李老师生活的年代不但工作上受限制，研究方向也不能自由选择。他较早地敏锐发现生物物理、生物化学将是一个大有发展前途的新领域，就积极投入精力研究——是秘密的，有问题私下向化学系的蔡骝生老先生请教。如此，用李老师的话说，“地下工作十三载”，至1980年前后，才正式调到蔡先生的教研室。物理系坚决不放的，无奈李老师意志坚定，蔡先生又动用了他的权威——蔡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现称院士）。李老师的研究工作终于从地下转到地上，在新时期开始了他事业的大发展。
李老师的那个年代生活条件也是艰苦的，东北尤甚。但李老师是有能力的，这也表现在生活上。他利用出差的机会想办法从北京、天津买了猪肉带回去，肥的熬油，瘦的制成肉松。他还自己养鸡下蛋以弥补那购货本上有限的定量供应。有一次，我去李老师家，李老师的爱人董老师向我念叨，“也是奇怪，我喂这鸡就是不如他喂的爱下蛋。”李老师的手也巧，会裁剪与缝纫衣服。李老师出差去上海，教研室的女孩子都喜欢托他买衣服，他买回的东西保证颜色合适、尺寸合体，又便宜。
改革开放后，李老师终得解放，带研究生、搞科研，忙得不可开交。我到他家去，常常是谈话间，不时有研究生打断来请教。他那时带的研究生有十几个。董老师说他：“整天时间安排得紧紧的，人像个机器一样运转着。”李老师则说，这是他有生以来搞科研、教学最好的时期。
李老师十分注重学习。他认为，对于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已编辑成书的知识虽系统可靠但已不新鲜，各种科技期刊杂志刊载的文章有内容也比较新鲜，但最新鲜的还是报纸报道的科研快讯，尽管是只言片语，内容单薄，但往往是这只言片语对开阔视野也有好处。李老师注意追踪科技发展的新动向，他是那个时代图书馆外文期刊部里少有的常客。他还自费订阅了《参考消息》，就因为其中一版经常刊载国外科技发展动向与成果的报道，是处于“文革”中的其他报纸所没有的。我时常看见李老师在厨房里边照看着饭锅边浏览那报纸。改革开放之初，李老师特别喜欢接待国外以及祖国南方广东等地的来访者，交流中，他咀嚼与吸收来自异国他乡的新思维、新观点。李老师一贯善待年轻人并乐于与他们交往，他常向我称赞他的研究生，说“后生着实可畏”，同时又从年轻人身上接受朝气的冲击，保持自己精神不老。这一点也深深地影响着今天的我。
接受了新思潮，认准方向，李老师就坚决付诸行动。在吉林大学，他是最早走出书斋，投身“下海”的教授。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与人合作、自筹资金创办科工贸相结合的公司，这在全校是首例。我受李老师信赖，亦曾参与公司工作，那时亲眼见他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学校和公司之间，很是辛苦，但却乐此不疲。
痛惜！李老师逝去了，而且走得十分突然。我是在2005年11月初的一个同学小聚会上听到消息的，说的人是辗转听来，似乎也不怎么确定，此后两天我多渠道地打探，希望这不是真的。然而最终在其北京姐姐那里得到证实。也就在那一刻，我手握着电话话筒，眼泪夺眶而出，任它流淌，并毫不顾忌办公室里还有其他的同志。——是六月中旬的事，李老师接连四天参加博士生的答辩会，中午一个学生到他家讨论问题，他送那学生出门，一头栽倒就再也没有起来，是心血管意外。可以说，李老师是以他的生命殉了他所钟爱的科研事业！
我想起，就在这一年的春节时，我打电话给他拜年，问起他身体如何，“很好啊！”回答的声音洪亮而充满自信，他说他才刚七十岁。接着又勉励我说，你还不到六十岁，有一定活动能力，知识面广，外语又有相当基础，即使退休了也可以考虑继续做些工作。他自己豪情万丈，对我依然满怀热望，我口中连声答应着，心中却暗暗惭愧。三十多年来，李老师于我，平素严格要求，紧要处点拨指正，一向爱护有加，如父如兄。如今，他去了，我将怎样才会不辜负他呢？
李老师去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此恨绵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