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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星期四
今天是情人节，也是我的生日
只是到了澳洲以后，才知道自己的生日原来还是很浪漫的。而我们在国内时，大人们好像也不怎么过生日？
不过我过生日时，一定记得要吃碗长寿面，不仅是图个吉利，而且这也是我这个嗜面如命者，吃一顿丰盛面餐的借口。通常除了有一碗炸酱，一碗肉末，还要有一碗西红柿鸡蛋卤，以及黄瓜丝之类的配菜，然后就着大蒜瓣儿，美餐一顿，写到这里，已经不停地在咽口水了，呵呵！噢，几乎忘了，当时还经常会调一碗麻酱的，只是到了澳洲以后，从来就没有再吃过麻酱面了。近年来似乎见到中国杂货店有卖麻酱的，但还没有敢尝试过。大蒜也只有周六晚上才敢吃，因为周日一天在家，可以设法除掉口中的蒜味。
说出来可能出国到澳洲一段时间后，喜欢吃蒜的同胞们都深有体会？在国内，吃蒜后，只要刷刷牙漱漱口，上班时，同事绝不会受到你口中蒜味的干扰，因为真得觉不出来；
但在澳洲，一人吃蒜，全家抱怨不算，第二天，当人们和你对话时，也都想退避三舍，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好像怎么刷牙都没有用似的，因此自己也为口中的蒜味感到尴尬，只好不停地嚼着口香糖，没想到居然还上了瘾，养成了出门必须吃口香糖的习惯。
后来发现，主要是空气的混浊程度不同，造成了这种区别…
记得刚来澳州念学位不久，一日周末，从朋友家聚会回来，搭乘一位在此地工作的男同胞的车回家，半路上，一位满头金发的还算漂亮的女士在路旁伸出拇指要搭顺风车，已经挺晚的了，所以喜欢漂亮女子的男同胞，好心地停车拉上了她，上车后不久，这女士突然问那位朋友：“你吃蒜了吧？”
我们听后都有些惊讶，怎么这女子鼻子那么灵敏？怎么还会问这个问题？后来那位女士匆匆下了车，才想到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吃了蒜，觉不出来，车里一定蒜味熏天，把漂亮的女子薰了出去？
当时澳洲社会风气极好，在大路旁看见一人单身步行，经常会有人停车问是不是要搭顺风车，步行者也不一定都是漂亮的女子。那时搭车人胆大，开车者忌讳也少，现在，如果自己一人开车，是决不会停车带任何人的，无论想搭车者是男还是女，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世风日下，看来在哪里都是一样？
跑题了，跑得远了点，呵呵，回到第一次跑题的地方：
那时在国内2月14日过生日，从来没有和情人节联系在一起，忙于学习和工作，也顾不上这些浪漫和小资，再说红旗下长大，加上长期星期六的政治学习，我们在考虑问题时，和西方世界的人民不大一样，好像一点也不奇怪？
就像人们记我弟弟的生日一样，在国内那会儿，我们记的是比毛主席他老人家早生一天 – 12月25日，而到了国外，才知道原来弟弟是和耶稣同一天出生的 – 圣诞节！
在国外，圣诞节还用我们特意去记吗？一个月以前，就和过节一样了！
其实，在这里并不是想谈自己的生日，想写一写的，是今天上午11点钟，在福斯格里区心理诊所的翻译。
福斯格里区原来是墨尔本有名的越南难民聚集的地方，后来华人越来越多，商业区一大部分的业主都变成了华人。因此一些政府设立的公共设施，比如图书馆，社区医院等地方，多有华人雇员和翻译服务。
我几乎成了这个心理诊所的特约翻译，原因在以前说过了，就不在此累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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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2月14日，星期四
…… 今天上午11点的翻译，是为一从国内移民过来的季先生做翻译，季先生在国内时是一位机械工程师，8年前来澳州后，就开始状告南方一个公司主管人士们的贪污贿赂，以及他们的行为给当地政府造成的巨额损失。
几个月前，国内反贪局终于着手审理他的状告。
8年来，这位季姓工程师在心理上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曾患过抑郁症，去年在这个心理诊所接受过治疗，因此他在这里有一个专案经理（Case Manager） – 玛丽，这位年轻漂亮的意大利裔的心理医生，曾经是我在RMIT（皇家墨尔本理工学院）兼职中文教师时的学生。
季先生的英语还算可以，玛丽的中文也还不错，所以他们之间的会面，一般是不用翻译的，因此我在这个诊所也没有碰上过玛丽。
但几个月前，反贪局开始审理季先生的上告后，在与反贪局官员的书信往来中，季先生得知对此事调查的结果，似乎与他的陈述不符合，而且那个公司的继任者，把许多责任都推到了季先生自己的头上，而那位原来的“肇事者”，也就是季先生原来的“领导”，已经在接管了几家大的机械厂后，成了当地首富…
今年4月左右，清明时节，季先生准备回国扫墓，国内一些亲友得知后，有些担心，怕这事挑明后，那位现在更加有钱有势的“领导”会借机报复，对季先生回国后的安全颇为担心。
在这里真得夸夸澳洲的社会福利，当这个社区诊所（公费医疗）接受了一个病人后，他们都会派两位医师，一位主治，一位是（资历较浅的医师）负责在心理咨询以外，帮助病人解决任何其他方面问题的专案经理：比如住房，社会福利，法律咨询，家庭关系等…而且几年内，只要病人有困难，都可以和诊所预约，求助他的专案经理。
这次季先生因为回国的担心，希望玛丽帮助他给澳洲外交部写一封信备案，以防万一。
这是他们第一次求助翻译，主要是因为他们谈话的内容，涉及到了90年代初，中国经济上的一些特殊情况，估计两人交流时可能会有困难。
我是在他们第二次会面时接手的，据讲，第一次那个翻译自己也被季先生的陈述搞得满头雾水，可能是因为对当时国情不甚了解，也可能是对中国当时公司的结构与澳洲公司结构的区别不太清楚？总之，第一次谈话后，三方都有些稀里糊涂。而我在90年代中期，曾代表澳洲公司参与过和中科院863项目开发研究的合作，当时跟南方的一些工厂和公司打交道时，也吃过一些苦头，因此对季先生所述的一些情况不感到生疏，能比较清楚地向玛丽转达出季先生谈话的内容。
当翻译公司将这个活儿派给我后，我才第一次得知，玛丽在去年年初就受聘于这个诊所。
第一次会谈后，办事一板一眼的玛丽花了两个多小时，搞了一份对事件前后经过的总结，希望能理出个头绪，但当她念给我和季先生听时，季先生一个劲儿摇头，看来玛丽的总结是一笔糊涂账，因为里面很有些张冠李戴。
说张冠李戴，也不太确切，因为造成混淆的，除了国情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事件前后涉及的有关人员中，有三位姓陈的，我也是在耐心询问后，才搞清三个人在事件中的角色，就不要说玛丽了，虽然她把三个姓陈的很逻辑地列为：Chen1，Chen2和Chen 3，但“陈冠陈戴”，更让她为难。
今天一见面，唇红齿白，乌发披肩的玛丽就递给了我一张卡片，并开玩笑地说：Happy Valentine’s Day ！
我想起了教他们那个班时，学生们知道了我的生日后，每过生日，总会收到他们的集体贺卡，并总要祝福我一句“情人节愉快！”
澳洲人特重视生日，也特别喜欢送生日贺卡，庆祝生日的热情，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工作单位，从来都不会减少。幼儿园每个小朋友的生日都清清楚楚标在日历上，而工作单位周围同事的生日，也都在记事本上写得清清楚楚。像我这么特殊的生日，自然别人记得更清楚。
季先生看到玛丽递给我卡片，也笑着祝我生日快乐，看来，在我没来之前，他们两个已经通了气。
40岁左右的季先生，体魄健壮，人长得也很精神，黝黑的面孔，显得诚恳和朴实，虽说人不能貌相，但有时相貌的确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来，因此一见面，就对这位坚持8年状告“领导”的工程师，有了一定的好感和同情，不过看到他，一般人可能不会和抑郁症联系在一起。
因为玛丽下个星期就要回意大利休假，因此我们抓紧时间，在今天的会面中，将整个事件的过程，按时间一条条列出，玛丽说她回去整理成书后，会尽快寄给澳洲外交部备案。
对季先生上告是否能成功，不是很乐观，但还是希望以后会听到有关的好消息，希望坏人受到应有的惩罚，也希望许多像季先生这样执著的人，能撇开过去的阴影，在澳洲生活得更好一些。
这也是我的生日心愿之一吧？